自去年杨廷贵先生病逝后，一直有一个心愿，想去杨廷贵先生的墓地看一看。在他患病之时没有好好地探望过他，时时想起，这让我感到愧疚！三月中旬了，一年一度的清明将至，我给都昌作家咸济去信，提出能否一起去杨廷贵先生墓地扫墓，咸济说正合他意。
3月25日，收到咸济的短信，相约4月1日下午结伴同行。为了能在4月1日下午两点及时赶到都昌县城“李志强作文辅导班”，在这一星期内，我把家里的事（因为房子正在进行内外装修）进行了妥善的安排。
4月1日下午，我们坐着《江西日报》都昌特约记者杨帆先生的轿车，向大沙方向奔去。同行的还有诗人程芬。在这样一个雨云阴浓的日子，四个人相约在一起，不是因为聚会，而是因为杨廷贵先生，因为我们共同尊重的，共同热爱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都昌作家！感谢咸济成之以行，给予我们这个机会。
杨廷贵的老家在大沙镇杨老君村。我没有到过，诗人程芬也没有。记者杨帆也只是在大沙镇周围作过一些采访。咸济也只是在杨廷贵先生的殡葬日来过一次，所以我们是边行边问。幸好在大沙镇政府，曹主席与我们一起同行。他是当地的父母官，对这里比较熟悉。加上咸济与杨廷贵先生的弟弟大沙中学杨校长取得联系，几经间询，我们一行终于到达杨老君村。在等待我们的正是杨廷贵的胞弟杨校长。简单的寒暄之后，杨校长就引导我们向杨廷贵墓地走去。
在路上，我的心情是迫切的，激动的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这种心情几乎让我不愿意与旁人言语。出杨老君村的路，很静，很静，静得足可以听见村后树木的枝丫，在风中拨节的声音。我在想，彼时此地，杨廷贵先生是不是亦在踟蹰而行，看天，看地，看小村的白白的水泥路蜿蜓开去。亦或是立在村口，循着光影，在等我们的相逢。
出了村口，转过水塘，便是成片成片的油菜地，金黄金黄的花，铺满了入眼的天地，华丽又丰满。我总是认为，金黄的油菜花是清明的标志。花的金黄一色，就是在告诉活着的人，不要遗忘，不能遗忘自己死去的亲人和朋友。金黄花是清明的情感，也是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，共有的情感。因此，每每看着油菜花，我会为一些往事，为逝去的亲人和朋友，不住地颤溧、不住地悲怆、不住的悲哀。所以，在路上，当咸济说起杨廷贵先生时，我说：“人一生一世真是短暂，忽忽就一辈子了，而有的人一生连一个朋友也没有，更别说像杨廷贵先生这样子，在文学上给我们的都昌留下了印记。”
在花径中穿行，杨校长伸手一指，说：“到了，到了，前面那棵大树下，就是。”我们加快了步伐，脚在心里奔跑起来。真的是到了，真的是到了！
在天下黄花的中央，枝繁叶茂的老树下，春草青葱的里头，一堆黄黄的新土，寂寂地，瘦瘦地，垅在这里！我怎么可以相信，这就是我们的朋友，这就是我一直抱着敬重的师友，那个曾经飘荡着长发，在县政府会议门前给予我鲜明印记的“一面之缘”！
此时我终于明白自己在杨廷贵先生病逝后，我不愿意去读关于先生逝去的消息，不愿意去回忆他，拒绝与朋友谈起他，都是因为我不愿意相信，他这样逝去，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视文学为生命的后辈来说，是怎样的一个损失。他在鄱阳湖边，自学成才，搞书法，作评论，写小说，做一样成一样。我常常在一些名诗人，名作家面前感到自卑，因为我没有学历，没有名师，没有高朋。可是当我想起杨廷贵先生的对文学写作的自学之路，我会感到安慰，感到振奋。他让我相信，在文学的道路上，一个勤奋自学的人，完全可以成就自己文学的辉煌。可是，他却在人世早早地离开。他的命运，不只是个人的命运！
默默在坟上插上清明花。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黄的、蓝的，这些色彩，都是他一生里本应的颜彩。而如今，不是他自己在涂抹，而是我们。默默地在坟前焚烧纸钱，表纸是整刀的，没有被有切成小张，这是咸济在县城特意买的。我想，咸济是担心杨廷贵先生在另一个世界缺钱。对于另一个世界，先生是个陌生人。作家总是清贫的人，更不必说一个内心纯粹的人。希望先生拿到这些钱，买他爱读的书，买他写字的纸，买他异地的灯火，继续抒写他的神话。
3月27日，都昌在北京工作的记者蔡诚先生给我短信说：“是啊，真是遗憾! 请帮我为他献上一束花吧! 想必杨老师地下有知,一定很高兴啊! 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都昌文学的希望!”我没有忘记蔡诚的托付，代他买了一只小花圈，插在杨先生的坟顶。焚香的烟，在花圈周围弥漫，氤氲上升，慢慢地，飘散开来。如果你在，你会看见那脉脉的烟圈之中，有着杨先生亲切的笑脸。
第一次在文学师友的墓前，我跪下双膝，没有在乎黄土的湿泥。咸济在跪，程芬在跪，杨帆在跪，曹主席在跪。我们伸长手臂，却再也握不到那炽热厚实的双手。油菜花的浪，在我们的身后，在地平线上，荡漾，起伏着先生文字的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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