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 他山之石 ]杨廷贵先生的遗作──《番人后裔》 [复制链接]

推荐人话：

    杨廷贵先生在2003年退居二线后有一个创作计划，准备花十年时间完成一部挖掘本土文化的文学作品《番人后裔》。只因2007年大病，文章被迫中断。经编者搜集整理，有以上约八万文字同读者见面，文章从写一个村庄，逐渐显现出鄱阳湖地区的民俗、文化及人文风貌，惜未能完稿，若能引起后人对本土文化的更加理性的探索和更深层次的思考，亦不失为一件尽可能不留遗憾的事）（2009．3。）

番 人 后 裔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杨廷贵

      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 。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（清）曹雪芹

      写了你的村庄,便写了世界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（俄）列夫·托尔斯泰

    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民谚

      人老了，会被历史忘记；历史老了，会被后人忘记。  ——虫贝

第一章   一方水土

      面对曲家湾复杂的文化背景，和人们的现实处境，以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旨，并藉此传达出中国式经验，就不得不做一些略嫌冗长的资料铺陈。为着追根刨底，把鄱阳湖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，都昌人性格锻炼成如此模样的心路历程，作一作必要的交待，在我看来是不可或缺的。只有这样才可能读得懂曲家湾，懂得湾里人处事何以这样，而非那样，才有理论意义上的注脚。

      读者如嫌麻烦，有些章节是可以略过去不读的。

番 邑 考 略

    在江南乃至鄱阳湖畔，曲家湾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，就是在都昌县，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所在；更没有人晓得，小小的村庄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    事实上，鄱阳湖的周边，像曲家湾这样的村子密如繁星，这样的人事也司空见惯。只是我们多般见怪不怪，已经稀里糊涂的认可了，并确认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。当我萌生了要描述自己村庄的念头以后，我不得不理性地开始拷问：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，究竟是些什么？我们的“草根”，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？

    在一些残缺不全的故纸堆里，可以约略的读出，早在夏、商、周时期，曲家湾所在的都昌县及周遭地区，为“古扬州域”。春秋战国时，称“吴、楚地，属番邑。”只是没有确认何时属吴、何时属楚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这里就干脆被命名为“番县”。可以想见，行政区划自古以来是变幻不定的，隶属关系也自然忽东忽西，区域也忽大忽小。可以想见，早期的“番邑”，或者“番县”，它的区域并不仅限于如今的都昌县，我估摸后来的鄱阳县，也在其中。

    古代的江西，从地理位置到文化形成，直处于“吴头楚尾”状态，与当时东西两边的吴、楚文化中心相距甚远，很有些前不靠村、后不着店的意味——这可能便是它具有“番”的特质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 早在汉以前，北方的中原文化还未播及江南时，地处赣北的区域，尤其是都昌县，被视之为未曾教化的番地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在旧时的小说戏文里，多称与中原为敌的部族属地为“番邦”，如北方的匈奴、鲜卑、契丹等。这显然是以汉代正统文化作为尺度进行区隔的。于是不难猜度，我们这里的祖先，在古代，也应当是集群式的“少数民族”部落，也就是“番邦”，有属于自己的文化，如语言、文字、服饰、宗教、艺术、习俗等。像云南纳西族一般，有自己的东巴文化，和独特的民族个性。但是到了汉代，历史开始了改写。

    刘邦打败项羽、平定天下不几年——公元前201年，置郡立县时，“析番县地立鄡阳县”，“番县”至少在名义上消失了。然而刘邦要的不只是版图意义上的疆土，要的是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各方面的高度统一。“析番县”就是为了加强统辖的最初手段。从字面上解析，“鄱阳县”的“鄱”字，就是“番”字旁加了个“阝”部首，很可能就是从古番县拆出去的。我们“鄡阳县”的“鄡”字，同样以“阝”为偏旁补托——两县均有“阝”旁相衬，又都配之以“阳”，可以理解为两地先前的同胞及襟连关系。

    可以推见，作为曾经的番邑、番县，其蛮荒之地自然聚生蛮夷之族，有朝一日突然接受刘邦集团全盘汉化的系统工程的彻底改造，最初是极不适应的，一定经过了暴风骤雨式的身心磨难。将番县拆开，又特别将其中一地取名“鄡阳”，可能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。都昌过去的一些颇通文墨的文人，曾用心思对此进行过考证与剖析。他们认为，枭，乃古之极刑名，即把人杀了之后，将其首级悬于木桩上示众；用之为县名，因从“邑”而故为“鄡”地。又《左传》有云：“天子当阳”，王天下而置郡县，是“鄡阳”故。依照这样的解释，就令人毛骨耸然了。我私下里猜想，可能刘邦所部当初征讨江南时，就遇到来自番县地区蛮夷们的顽强抵抗，令其损兵折将？甚或在平定之后，番民们仍不服管束，令委派前来的行政官员头疼，无法开展工作，乃至性命不保？是因为这样，才惹得刘邦龙颜大怒，这才咬牙切齿地“析番县”而立“鄡阳县”？但是史书没有过这样的记载。据说，淮南王英布(原九江王，后投刘邦)作为异姓王，天下大定之后，终不被刘氏家庭所容，谋反事泄而被追杀，擒获后，其被割下来的脑壳，就是悬掛在鄡阳县的城头示众的。俗云杀鸡给猴子看，而这可是杀猴子给鸡们看的。

    古代统治者很明白，只有进行文化改造及文化统治，才可能长治久安。但实施汉代改造工程，对野性十足、不听节制的番地土著们而言，无疑是一场灾难。在汉代系统工程中，有谁敢于拒绝教化，与行政力量相对抗，就可能意味着被枭首，甚至殃及九族。那时的番县遗民，一定度过了人性压抑、精神灰暗、人身极度不自由的漫长时日。在汉化过程中，不肯臣服但又害怕诛杀的人们，那就只有选择逃亡，逃到真正意义上的“不知有汉”的所在。于是，统治者们鞭长莫及的边陲僻壤，如云、贵、川等地，那崇山峻岭，那白云深处，就成了逃亡者的最佳去处了。事实上，云贵川等地的诸多少数民族，并非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有很不少的所谓“土著”，是从别处逃逸来的。例如四川的羌人，就属于北来的种族。据悉，大西南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部落(即使远如贵州)，就是从江西迁徒过去的。我想，这其中也一定不乏从鄱阳湖地区出走的先人的。

    即如现在，每见少数民族之穿戴、居所、语言、风情、歌唱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，和难以言喻的亲近感。我不知道，我同其中的哪一个民族、哪一支脉，有着相同的血统，不知道。但是我明白，“析番县”时期，对本土而言，是文化上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与区隔期。也就是说，汉以前，我们这里存在过今人无法知晓的苗蛮文化。

    可以推知，鄡阳县人在新的文化改造运动中，由抵制反抗，到妥协苟同，又慢慢被同化，经历了漫长而屈辱的岁月。那种心理折磨，只有当事人清楚。但是后来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更替，这里的老百姓，终于磨炼成了合格的“汉人”。在新的文化培育和新的社会伦理秩序中，开始了与先人文化质地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应该说，对普通人而言，只要生活安稳，日子富足，什么文化不文化，并不重要。老百姓们对社会的要求，从来都没有过非份之想。鄡阳也好，鄱阳也罢，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度过了好几百年的光景。可是，到了公元421年，也就是南朝宋永初年，鄡阳县域及其相连的更辽阔的区域，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地震！

    这次地震的震中心到底位于何处，是几级地震，面积有多大，死了多少人，损失惨重到什么程度，史料中都只有廖廖数言和含混不清的陈述。但有两点可以确定：一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鄡阳县城，沉陷不见了(后经考古发掘，证明其在今都昌境内周溪镇泗山湖底)；二是历史上先后称作彭蠡、彭泽、彭湖的小水系，在地震之后，变成了浩瀚无垠的鄱阳湖，变成了天下第一大淡水湖。至于它后来被称作鄱阳湖而非鄡阳湖，我想大概由于“鄡阳”二字太不吉利之故。

    都昌人中，至今流传着“沉鄡阳，滂都昌”的故事，历一千几百年而常说常新。老百姓凭常识猜想，地壳运动同其它物理升降一样，有下陷必有凸起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都昌人现在的居住地，一定是别处“滂”起来的。

    传说，在地震发生之前，就有一个许姓道人，游走各地，到处发布预警。但是没人理会。乡下人把频发的小地震，叫做“鳌鱼眨眼”，大地震称之为“铁船翻身”。我在几岁的时候，某日下午突见天昏地暗，又闻灶下的碗筷叮当作响，一瞬间人都吓呆了，母亲惶恐地抱住我，语无伦次的念叨：“鳌鱼眨眼了，鳌鱼眨眼了……”鳌鱼是什么样子的鱼，我至今不甚清楚。后来读了书，知道“独占鳌头”的意思。也见过老式建筑的梁头，雕有鱼头的模样。海里有大鲨鱼、大鲸鱼、箭鱼之类，都是些庞然大物。而鄱阳湖里要是起个几十、上百斤重的大鱼，就是了不得的大事。我想这鳌鱼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一定是种凶狠暴戾的鱼类，令人恐惧又欲征服的水中怪物，大约如龙王、凤凰、麒麟之类，也是人们构想出来的。

    很显然，从地震的角度看，“鳌鱼眨眼”还不是那么可怖的，它的结果往往是有惊无险。而“铁船翻身”却是不得了的、最要命的大事。在一千五百多年前，是没有真正的铁船的，西方列强也没有。中国明代的郑和下西洋，驶的也是木帆船，只是造得巨大而已。但铁的概念是早已有了，铁的冶炼及其制作也应该有了；在想象中把铁制成船舶，那一定是坚不可摧，于是又有了神化的说道。在这样的联想下，铁船就成了神怪之物。说是有一艘铁船行走彭湖，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，到处作恶，为害水上人间。后被降妖伏魔的许姓道人摄走船舵，使之无法行驶，终至沉没。

    铁船沉没之后，于心不甘，潜心修炼，终于成精。成精之后常思再度作威作福，每次蠢蠢欲动，均被许道士制服。一次，铁船精哀告道：“许道长，我在湖底闷了几百年，尝尽了苦楚。如今我也修炼得道，归还我舵如何？”许道士笑道：“你这孽畜，放虎归山，难不成又去祸害百姓？”拂帚一挥，扬长而去。又过了几百年，心存怨恚的铁船精道行见长，已到了无舵也能行驶的境界。时至南朝宋永初年，许道士突然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心道不好，铁船精威力大增，怕是要作怪了。他自忖道行尚浅，制服不了它，就赶紧化作一跛足行者，四出游说，到处警告。苦于天机不可泄露，他只能手执一块半边瓷盘，招摇过市，边走边喊：“卖边盘哪！边盘呐，边盘呐……”

    所谓“边盘”就是“边搬”的意思。都昌乡人至今的口语中，“搬”字仍读“盘”音。比如“搬东西”，就说成是“盘东西”。许道士有话不能明说，只能暗示乡民们，赶快把东西搬走，逃命去吧。如此隐晦曲折的表述，凡夫俗子们谁也听不明白，反而嘲笑他是个疯子。这样，任凭许道士心急如焚，人们仍然一如继往的作息，大祸临头而浑然不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铁船精一日兴起，泼喇一声，兴风作浪起来了……一时间天崩地裂，山呼海啸，彭蠡湖在顷刻之间变成了汪洋大海！硕大无朋的鄱阳湖从此诞生了。

    所谓“铁船翻身”的神话故事，在今人听来，无不以为是无稽之谈，又无不嗤之以鼻。其实神话是人类的一种童年记忆。从自然神论的角度看，狄德罗的观点是有深刻道理的。人们在自然神面前，不敢张狂，小心翼翼，人就会变得真实，变得柔软，乃至温存。而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，人们的心理就会变得坚硬，就会因为所谓“知识”而变得无知，因而也就骄矜狂妄起来了。

    让我百思不得一解的是，今天的都昌人对于“铁船翻身”的说法不屑一顾，而对于“朱元璋大战鄱阳湖十八年”的传说，却一直在津津乐道，久传不衰。

    就我所知，鄱阳湖在我国史志中抛头露脸，并光耀于世，始自公元1363年，源于朱元璋率大军与陈友谅，在鄱阳湖上狠狠打一架的战争史。

    都昌人说起“大战鄱湖十八年”，大都眉飞色舞；说起有关这次战役的典故种种，诸如王爷庙、望夫台、朱袍山、冷饭嘴等，更是如数家珍。好像此前此后的历史并不存在，存在也不值一提。二十多年前，因为好事，我专门翻阅过《明史》，发现朱元璋当年从南京发兵，到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，最终大获全胜，前后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，连十八个月都没有。朱元璋是1352年投军参与造反的，到1368年称帝，总共也只有16年的光景，怎么可能在鄱阳湖一气打了18年呢？更何况，他当时所面对的敌人，包括元朝政府军在内，远不止陈友谅一个团伙。后来，我为此写了一篇小文章，说朱元璋的鄱湖之战，两军面对面的厮杀，可能只有“十八天”……谁知这文章发表后，竟引起了“公愤”，不少人当面指责我，说我不尊重历史。我的一位初中同学，从乡下赶到县城，登门与我辩论。我说《明史》可以佐证，他说书上也有写错的时候。我说史书上的年代一般不会错的，他生气地说：“你总是认为自己说得对。”看他一副红头涨颈的样子，我只好鸣金收兵：“好好好，十八年就十八年。”其实，“十八”只是个象征数字，如“十八妙龄”、“十八相送”、“十八般武艺”等。

    人们却不相信“鳌鱼眨眼”，不相信“铁船翻身”，却笃信“大战鄱湖十八年”，宁可信其有，不肯信其无，实质上源于对某种文化的认定与信奉。譬如都昌境内的鄱阳湖边，有一座王爷庙，供奉的是“鼋将军”。传说朱元璋一日被追杀，前有水港阻隔，正无奈之际，一大头鼋浮出水面，将其驮至沙山脚下脱险。朱元璋称帝之后，将这原有的龙王庙，改作王爷庙。这原也属子虚乌有的东西，但多数人仍然愿相信它的真实性，上庙朝香的人群如蜂似蚁。

    谁也无法从具体的年头算起，鄱阳湖人之对自然神的敬畏，何时让位于对社会人的神化并顶礼膜拜——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嬗变过程呢？

    那次大地震，对当时的鄡阳县而言，自是一场灭顶之灾，县城的大部分陆地沉于湖底，不但元气大伤，而且各种文化成果也随之泥牛入海。那时候也一定有过“灾后重建”，人们惊魂甫定之后，也开始了正常生活。只是地震之后两百余年，鄡阳县没有恢复建制，新县亦未册立。残存的鄡阳遗民在残存的土地上，一直成为了被遗弃的流浪儿。在那两百余年中，原鄡阳梓民在行政隶属上，荡秋千似的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，一会儿属于这个县，一会儿属于那个郡，变了有上十个来回。

    《都昌县志》有这么几段记载：

……鄡阳县地大部分沦入湖中，鄡阳县撤销，境域入彭泽县，隶江州。齐永明元年(483年)，复隶江州寻阳郡。梁天监元年(502年)，隶江州太原郡。陈永定元年(557年)，改隶江州豫章郡。天嘉元年(560年)，复隶江州寻阳郡。

隋……十八年(598年)……复名彭泽。大业三年(607年)，卅废，隶九江郡。

    唐高祖武德五年(622年)，安抚使李大亮谓土地之饶，井户之阜，水陆之阻碍，遂割鄱阳县雁子桥之南境置都昌县。……

    可以看出，都昌县在没有建立之前，鄡阳遗民一直作为它处附庸和边境住户，悠游了201年。他们远离郡县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带着震后的心理阴影，及其寄人篱下的落拓心态，以辛勤的劳作维系着某一群体的命脉，顽强地挺了过来。

嗟叹之余，关乎都昌的历史，我总是困顿于追问的徒劳，特别是汉代以后至宋代以前那一长段悠悠岁月，几乎就是一张白纸。

    在北宋以前，可供都昌人查考的文化符号，在人文角度，仅有的便是至今在学术领域，存在籍贯争论的历史人物——陶侃。

    陶侃作为历史名人，鄱阳、九江、都昌等地，都云属于本地人氏。都昌清同治版县志，也依例将陶侃收录了进去。陶侃不但自身官至晋侍中、太尉，又爵长沙郡公，而且他的母亲湛氏，又与孟母、岳母齐名，并称天下三大贤母。后人争夺历代名人，给自己的脸上贴金，自古亦然。我倒是认为，鄱阳、九江、都昌等地，说陶侃是自己曾经的老乡，都对，都有道理。陶侃生于公元259年，殁于公元334年，横跨东吴、西晋、东晋三朝。也是鄡阳县存立时期。史籍有其称为鄱阳人的，也有称其为浔阳人的，但没有被说成是鄡阳人，是因为在陶侃的有生之年，鄡阳县的隶属关系发生过几次变更，如公元304年前曾隶鄱阳郡，其后又隶浔阳郡，正好将陶侃的经历一分为二，前半辈子属鄱阳，后半辈子属浔阳。

    有史家认为，陶侃的原籍是现都昌县的左里乡陶家冲。根据之一，有唐元和年间进士舒元舆的《陶母坟坂文》为证：“太岁在卯，小子汛彭蠡，是谢灵运石壁，壁东西行百步许有高坟嵯峨，坟前有碑，书迹照湖。小字蹶起，疾目视之，则陶母之字在。”此距晋代最近。根据之二，是在朱熹的文集中，读到了《乞加陶桓公状》一文，曰：“据都昌县税产董羽等状，伏睹本军榜示，询访先贤事迹，数中一项，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，康复帝室，勤劳忠顺，以殁其身。谨按图经，公始家鄱阳，后徙浔阳，见有遗迹在本军都昌界，又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。……”根据之三，是明正德年间乙亥版的《南康府志》，里头说：“晋，陶侃，字士行，都昌人，徙家浔阳。”不能说史志类记载没有错讹，但它同时也不至于完全的空穴来风。我在心里隐隐地觉得，陶侃与古鄡阳、今都昌，一定存有某种关联。只是他的曾孙子陶渊明名气太大，加之现在的旅游业又作打古代名人牌，人们争夺得就更厉害了，也因此更加的扑朔迷离。

    事实上，不管别人如何争执，也不管陶侃究竟何方神圣，一千多年以来，都昌人在内心深处，一直认定陶侃属于本土人氏，并当作一笔精神财富养育自己及激励后人。纵观嗣后都昌的人文历史，以及形成的千年不衰的好学上进之风，陶侃一直作为某种标杆，矗立在人们的心中。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    从另外的角度想，陶侃如果是曾经的番县区域，亦即鄡阳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位历史高官，就足资证明在他之前的数百年里，“析番县地”而进行汉文化改造的相当成功。他的本土性存在，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两千年来的历史演进、文化嬗变的粗线条诠释，有着不至断裂的链条意义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就必然要追问，陶侃的母亲，何以就如同了北方的孟母岳母？如果其非北方移民，她自身又是靠了什么文化养育而成为教育家的呢？那期间，汉文化的普及与提高，是江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么？毋庸讳言，在鄡阳乃至都昌的历史上，至北宋以前，只有陶侃一人鹤立鸡群。此外，就再也找不出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来与之媲美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

    上述问题，可能都不会有答案。而历史走到宋代，特别是南宋，及由此以逄之明代，都昌屡出学者高官，这隐隐约约的，与陶侃又有些干系——汉化以来，都昌人是否是最忠实的儒家文化践行者？作为曾经的番人，又是如何把前后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巧妙地揉合在一起的？或者说，都昌(鄡阳)历史上，是否接纳过大量的北方移民——换句话说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人生理念，有可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们所为？

    西晋东晋之后，又经南北朝，隋唐，五代，以至北宋，从陶侃死后算起，六、七百年的时间，都昌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显赫人物。古人论国运，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而地方上出落些杰出人才，也同样需要长时间的酝酿？

    明至唐代，许多著名诗人学者，及其风云人物，相继到了庐山，游了鄱阳湖，也自然眷顾了都昌。李白、韦庄、张九龄、杜荀鹤、释贯休等人，均在自己留下的诗句里做了佐证。更早些的时候，南北朝诗人谢灵运，在都昌县城的风景区南山，写下了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一诗。李白诗《入彭蠡经松门、观台镜，怀谢康乐，题诗书游览之志》头两句便是：“谢公之彭蠡，因此游松门。”他是循着谢灵运的足迹，来游鄱阳湖(古称彭蠡)的，而“松门”(即松门山)，其地位正在都昌县城南河口(俗称蜈蚣山)，近在咫尺。李白虽然没有直接提名“都昌”入诗，但他只要到了松门山，就入境都昌了。其他诗人亦莫不如此。这些风流名士足蹈鄱阳湖，身临都昌境，无疑给当时的地方学子，以心理导引，并令其追风逐浪，涌起好学的热潮。隋唐时期，都昌人虽名不见经传，但一定是人才的孕育时期。

    到了北宋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。

    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，还有黄庭坚等，都明显到过都昌，并在南山留有墨迹诗文。黄庭坚写了《清隐禅院记》。苏辙在苏轼之后到达南山，游过清隐禅院后，题诗于壁，末两句“谁道溪岩许深处，一番行草认元昆。”是说他在岩石上找到了哥哥苏轼的手迹。苏轼的一首《过都昌》的诗，就更加明白如话了：

鄱阳湖上都昌县

灯火楼台一万家

水隔南山人不渡

东风吹老碧桃花

    关于苏老夫子的这首诗，历来的一些粗俗文人，胡言诗中的“碧桃花”是诗人的一位侍妾。事实上，苏东坡遭贬南下，遇赦北归期间(这是有可能途径都昌的两个时间段)，没有侍妾陪同，更无名为“碧桃”女子一说。苏东坡胸中的“桃花”，显然意指陶渊明虚拟的理想王国——桃花源。陶渊明自有生之年的晋代始，一直沉寂至北宋，经苏东坡的推崇与褒扬后，方声名雀起，并被奉之为田园诗人鼻祖。苏东坡在内心深处，有着与陶渊明同样归隐田园的渴望，和建构世外的桃源的理想。但他命运多舛，一再遭贬放逐，心底的理想在一点点的溃失，甚至彻底在破灭了。换言之，“东风恶，欢情薄，”“桃花源”式的绚烂色彩，在他的心中，已经枯萎凋零、暗淡了去。试想，苏老夫子当时是“过都昌”，而非游都昌，行色匆匆，心事重重，何来风情可言？

    时至宋代，都昌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在的热闹了。许多学子在“内功”上亦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南宋时的朱熹，在南康府任职期间，将庐山脚下的幽静处白鹿洞书院，重新整理并自任山长收徒授课，宣讲他的读书心得与学术研究，开始了前无古人的传播。彼一时，都昌就有不少学子求教于斯，并于后来薪火相传。可以想象，倘若没有唐代及以前冗长的前期文化准备，都昌农民不可能那么开明地将自己的子孙，慷慨地送到朱熹门下。或者说，没有陶侃这样的垂范式人物曾经的存在，目光相对短浅的古代农民，是舍不得花血本送子女上学读书的。对都昌而言，这就是陶侃存在的实际意义。反过来，陶侃是都昌人，也就有了几分可信。

    自从朱熹授教于白鹿洞书院，都昌人好学上进的热情，犹如干柴遇烈火一般，熊熊燃烧起来了。他们相继踏上了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路途，追循于陶侃已然远去的背影，为中国历史添加了几笔醒目的色彩。在朱熹时代，都昌就有四位学者如黄灏、曹彦约等人，为朱老夫子的得意门生，号称“朱门四友”，后来作为大儒而均被列入《宋史》。到了南宋，“都昌老俵”江万里，官至宰相。他在江西任职时，效法朱熹，在吉安创办了白鹭洲书院，文天祥为其再传弟子。元军攻陷饶州时，江万里举家投止水以殉国，可谓震古烁今。就连当时的敌酋忽必烈亦叹服其“满门忠烈”。

    可能是受江万里民族精神的影响，都昌人自那时起，对后来统一了天下的元朝政府，有着天然的敌对情绪。在元代，都昌无有一位朝廷命官，甚至连数得上来的学者文人，亦未有彪炳于世者。可在元朝被推翻后，到了明代又有人做官了，例如官至兵部左侍郎及边关总督等职的余应桂、当上监察御史的余濂等人。奇怪的是，清军入关后，满清时期的都昌人，又消失于官场。而到了民国时期，入仕者，又有做了国民党将军的刘士毅，和曾任江西省主席(即省长)的曹浩森等人。

都昌的读书人，自宋代始，都不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取合作态度，其正统观念、民族情志可见一斑。鄱阳湖人对于祖先曾属番人的历史，已然彻底遗忘。

    一路的检点下来，还发现一个古怪现象，即自江万里始，都昌籍的那些古典式官员，作为朝廷人员，均“发迹”于国家危亡时期的末朝末代。不用说，江万里是典型的一例。而明代的余应桂也是如此这般。崇祯皇帝都已经上吊死了，余应桂逃到都昌，仍然组军反清，结果被清军擒获磔杀而死。至于刘仕毅、曹浩森等，亦随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逃亡台湾，都不肯做弃暗投明的选择……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巧合，还是“都昌佬”的性格使然。认真想想，这可能缘于宋明理学的深刻陶制。古典式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多以“愚忠”的方式，表达自己对理想的绝对忠信，并以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“杀身成仁”——每念及于此，我们无法不对这些先贤们肃然起敬的；至少被他们的人格力量所征服。

湖 上 传 奇

    从中国版图可以看出，江西地处东南腹地，被周边各省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若非北境之九江、湖口、彭泽诸地直挨长江，就几乎透不过气来。赣北鄱阳湖，汇昌河、信江、赣江、抚河、修江等大小河而“有容乃大”；作为内陆湖，它又只有湖口一线流泄，直通长江而迳入大海。在文化意义上，鄱阳湖一旦接纳了某种东西，或曰“兼收并蓄”之后，就具有了滞留、融化、吸纳功能，就不大容易流失改变，就显得五花八门、丰富多彩，形成了一道奇谲的风景。

    鄱阳湖到底有多大，多称“八百里鄱阳湖”原以为真的就是八百里大，后见湖南人称“八百里洞庭湖”，西北人称“八百里秦川”，古人传递文书圣旨有“八百里加急”，方知所谓八百里其实是个吉数、概数，是形容词。某日翻查《词海》，才晓得我们的母亲湖，“面积3960平方公里，湖面海拔21米，最深达23米。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。”她的周边，栖息着都昌、鄱阳、余干、新建、永修、星子、湖口、德安、九江等十多个县市梓民。

    查阅都昌版图，它的总面积为2725平方公里，而其中的水域占了一大半。换句话说，鄱阳湖的水面，有一半以上属于都昌县域。原以为苏东坡“鄱阳湖上都昌县”的诗句，是随口诌出来的，殊不知，他竟然说得有根有蒂。儿时，有一首被我们唱烂了的歌谣，说是：“上自蜈蚣脚，下至滕王阁，都昌人打草——见青就斫。”在人们还未使用化肥之前，沿湖人侍弄苗芥，除家肥外，多要打湖草沤田肥地。都昌水面辽阔，在鄱阳湖上可以纵横捭阖，任取所需。所谓“蜈蚣脚”，就是县城南面的松门山脚，而“滕王阁”，自是指的省城南昌了。从都昌到南昌，追水南进，在版图意义上，均为都昌“领土”，这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义的。

    读小学时，我们学会了新编歌曲《江西是个好地方》。那时候邵式平当省长，那时的江西充满了朝气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歌词已忘了大半，只记得这么几句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江西是个好地方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好呀么好地方呀嗨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鄱阳湖上渔船漂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渔船儿漂呀得儿喂得儿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……

      歌曲是欢快的，而且唱出了诗情画意。但是在长大后，就有些不明白，都昌在鄱阳湖拥有广阔的水域，而外出打渔的人却微乎其微，有也只是在陆境周边“小试牛刀”，在就近的河湖港汊撒网扳筝而已。于是就有了许多疑问：鄱阳湖之于都昌，在功利上还有何实际意义？当初又缘何把偌大的水面，核划给都昌呢？想来只有三个原因：一是立县都昌时，依据古鄡阳辖地(包括地震沉陷的湖区)大小，按原面积拨划。《词海》在“鄡阳”词条中说：“治今江西都昌东南鄱阳湖中。”可为旁证。二是可能由于新立都昌陆地面积太少，故以水面充之。三是鉴于鄱阳湖沿边郡县林立，水面界线难以确划，担心纠纷不断，故大部划给都昌，免了无穷的官司；而都昌又因鞭长莫及，眼睁睁任人宰割，官方便图了清静。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说不清楚的原因。

      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都昌人不但靠水，而且“在水一方”，却得不到水利，只图了“鄱阳湖上都昌县”的虚名，想来有些冤枉。不过，设身处地的为古人想想，确有诸多的无奈。水面不像陆地，可以用移民的方式驻扎边防，可以委派行政长官进行管辖；对一个县府而言，最多只有几个衙役喽啰，不像国家，可以拥有军队，派遣的水师巡逻并以武力方式捍卫领水，都昌水域与其它州县边界相接，一旦行使使用权时，人家“叫化子门口三尺硬”，你去撒网打渔，焉能让你来去自如？这自然要引发械斗的。事发后惊动官府，又须跨州过县，捅到省里去，着实麻烦。面对鄱阳湖上每年每月每日都可能因权属纠纷发生的流血事件，不要说令吃衙门饭人感到头痛，渐至麻木，懒得理会，就连都昌人自身，为此浴血奋战，又官司缠身而疲于奔命，也都慢慢心灰意懒起来。人的激情是有限的，谁也难以为继旷日持久的打打杀杀，而最终泥干自落，唯一的出路便是选择放弃了——都昌渔业方面的凋零，乃情理之中也。

      有资料表明，鄱阳湖的水产资源极其丰富。都昌沿湖仅鱼类就有十二目、二十五科、一百一十八个品种，盛产鲤、鲫、鳊、鳜、鲢等；其它水族如虾、蟹、蚌、鳖、龟类，应有尽有。还有味道鲜美的鳗鱼、河豚，及营养丰富的“都昌银鱼”等。还有杂七杂八的针贡鱼、凤尾鱼、棍子鱼、油铲鱼及叫不上名目的水产物，都是沿湖百姓们家里的日常菜碗。还有湖洲上的草根藜蒿，俗云“鄱阳湖里的草，南昌佬咯宝，”用其烩炒腊肉，别具风味。

      “河水煮河鱼”，是湖上人家最随意、最原朴也最美味的一种烹调方法。鱼体稍大，又新鲜，迟好后，不加任何佐料，舀两瓢湖水，将鱼整条的置放锅内，烧煮至泛出白色如乳的汤汁，再丢些盐粒，稍许便可食用。其滋味之美妙，吃上一次就终生难忘。饮食烹调，原也应当返朴归真。还有胖鱼头煮豆参、鲫鱼煮粉条、鲇鱼熬豆腐、螺丝肉敷米粉、黄牙头煮酸菜、辣椒炒鲜虾、银鱼炒木耳……没一样不是席中佳肴。难怪都昌人出门在外，只要餐桌上吃到鱼类，总是百般的挑剔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自古以来，都昌的渔业生产，从未形成规模，也自然成不了产业；如今的所谓养殖，均属在内湖小打小闹而已。也就是说，都昌人在鄱阳湖上，几乎没有专业渔民。就全县而言，只有零星的小村庄以渔为业。那么，人们的目光，就只能盯向脚下少得可怜的土地。当这些土地的产物喂不饱自己的肚子时，又只有抬起头来，茫然地向远方搜寻。是故，多少年来，都昌人以“读书做官”为最高奋斗目标，又以外出谋生为生存手段。早年，都昌川流不息的有两支队伍，一是手艺匠人特别多，如木匠、桶匠、篾匠、铁匠、铜匠、锯匠、牙医等，跑遍了五湖四海。二是窜景德镇打工的人趋之若鹜。偌大一个景德镇市，祖籍都昌者占大部分人口。近年都昌外出务工人员逾20万，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。但都昌没有过类似晋商、徽商式的人物。

      都昌近年之所谓“物阜民丰”，皆得力于外出打工仔的“反哺”。

    关于为争草洲而引发战争的故事，我在儿时听了不少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即使是乌合之众，只要舍生忘死、勇猛向前就行。乡下人言，“打师怕哑师”，任何人都驾不住死缠烂打的。又说“拳打力为主，力打巧不开。”是谓斗勇，还须斗智。何况任何战争扫尾时，都要坐到谈判桌边去的。谋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最为灿烂奇诡的一支，为国人所崇尚及效仿，故流传下来的战争轶事，均以宣扬智谋为快事。《三国演义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都昌在过去征战草洲的历史过程中，同样伴生了诸多能言善辨之士，出谋划策之人，精于诉讼之辈。

    以儒为宗的汉文化，垮塌在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的硝烟之中，“礼崩乐坏”是不免的。三国时期的人们在攻城掠地中，自然养成了如康熙批评的诡诈的“陋习”。后来盛行的魏晋之风，使真儒的文化本相，成为蓬头垢面、人鬼莫辨的怪物。唐代能出落李白那样的天才，也还是魏晋遗风所致。真正重又把孔子扶至宗庙享受香火，是在宋代。都昌自古鄡阳以来，尤其唐宋以逄，读书之风颇盛，培育了大量的学子，也于是滋生了各种人才。然而读书的人多，做得上官的人却极少，多数饱学之士只能流落民间，干起别的营生，诸如开馆教书，给人当师爷，打卦算命，揽些诉讼业务，做做账房先生，等等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，面对都昌与外人兵戎相见的时候，不可能孰视无睹，必然会激发“守土有责”式的热情，积极参与进去。书生们虽手无缚鸡之力，不能冲锋陷阵，但可以出出点子、写写状纸及舌战公堂，这是他们的擅长。更何况，元朝及清代，都昌的读书人，羞与“鞑子”为伍，无意入仕做官，甚至暗怀了捣乱的心计。加之越是官场黑暗时期，官员的素质越低，他们越发的贪婪，更让布衣秀士们瞧不起；参与诉讼活动，显然给自己找到了渲泄不满的机会，和展示才华的平台。这在客观上，为都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、不被正统所接纳的奇才、怪才、鬼才。就是现如今，我们身边，仍不乏这样的人。他们不但巧舌如簧，落笔成文，而且在傲骨之外，兼有傲气；其恃才傲物之态，常以戏谑之词，非常手段，将一些不论大小的官员，气个半死……在这个意义上，省志说都昌人“好讼”，并非空穴来风。

    民国时期，都昌周溪镇有一状师姓邱名国清，好讼近痞，结怨甚大，结果暴毙荒郊，估计可能是输了官司的人的报复行为。传说有个邵姓状师，每诉必赢。说是有一农夫，屋外禾秆堆被窃，屡次告官未果。原因是禾秆不值钱，是俗云“不上戥”的小事，县官懒得理会，后找到邵状师，写上廖廖数句，官老爷就准了，并差人破了案子。状词是这样的：“偷我牛粮，饿死牛娘，今年倒霉，无谷完粮。”

    我在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，班主任詹老师喜欢讲故事。他说有个状师叫牛伯仁，县官们都怕他、忌他、恨他、想整死他。后来发展到极端地步：凡新县令上任，必得先行拜访老牛，否则就当不长久，任期未满就得卷铺盖走人。

所谓牛伯仁，在都昌语音中，颇类邱国清。不知道这是否一个人。

    话说有一个县官，刚刚赴任都昌。此人生性执拗，又气量狭小，“道士的爷，不信邪，”听了衙役的禀告，偏不拜访牛伯仁，且设计陷害他。一日，县官查阅案卷，发现有个江洋大盗，被关押在死囚房，心里便有了主意。

    那日，牛伯仁正在家与几个朋友，喝着茶，扯着闲篇，忽见几个县衙的差人闯进屋来，说话间就要动枷拿人。牛伯仁心里，立马明白了什么，遂问：“凭何拿人？”官差说：“你与江洋大盗私通，打家劫舍，罪恶滔天，县老爷命我等前来锁拿。”牛伯仁一听，镇静地：“莫慌，待我交待几句再走如何？”当即唤来几个子侄，要来一条长长的麻袋，吩咐将自己装进去，封了袋口，然后说声“走”，就被抬着奔县衙来了。

    升堂之后，县官只见麻袋不见人，狠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喝问：“麻袋所装何人？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草民牛伯仁是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为何不敢以面目示人”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在下担心遭受小人陷害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公堂之上，不得装神弄鬼！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对质之后，方好面官。”

     县官心想，反正你也跑不了人，看你如何逃得脱我的手掌。于是装成大度的样子，说：“好，本官不与你计较。但是，你作为一方绅士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缘何串通水盗，害我百姓，坏我净土？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“请问证据何在？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现有在押罪犯供词在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在下要求公堂对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“……”县官吞了一口唾沫，“带人犯！”

    死囚犯押上堂后，根据早已编造好的故事，对牛伯仁进行了一二三四的指控。可谓证言凿凿，牛伯仁成了幕后的主使，成了十恶不赦的要犯。县官暗地已许诺这名罪犯，若是扳倒了牛伯仁，死罪改活期。捡了一条命，死囚当然高兴坏了。其实，老于官场、深黯世故的牛伯仁，早已成竹在胸。就在前些日子，他心里还在想，新来的县令上任已有月余，怎地仍不见其上门“拜山”？莫非是个年轻气盛、自以为是的家伙？若是这般，倒要给些颜色瞧瞧，让他晓得锅是铁做的。谁知未见拜谒，却来锁拿老子！当闻听差役斥责自已暗通江洋大盗时，心下就明白了几分，就知道新县令一定想假犯人口、致自己于死地，于是就把自己装进麻袋给抬进了县衙。

    此时，县官又一拍惊堂木：“大胆刁民牛伯仁，如今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！”

    “老爷息怒，”牛伯仁不慌不忙地说道，“请问证人，我牛伯仁是何等模样？是矮子还是长子，是麻子还是射子(瞎子)，是瘸手还是拐脚，是瘦子还是胖子……”

    那位死囚“这”了半天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县官见事不妙，急令退堂。

    “且慢！”这时的牛伯仁，迅速从麻袋钻出来，声色俱厉地指着县官骂道：“你这狗官，屁股还未坐稳，便来串通罪犯，设计陷害于我。此等草菅人命的衣冠禽兽，都昌必将暗无天日，百姓必然无法安生……还不快滚！”说罢冲至案前，拿过官印朝地上一扔！

    县官被骂得哑口无言，狼狈至极，只得抱头鼠窜而去。

    在民间故事的表述中，都昌人争夺湖洲的过程，同样精彩。

    为了平息事端，省衙官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，大抵是各打五十大板，或捉人坐牢，或经济赔偿，或当堂道歉，等等。这些都好办。而接下来关于草洲权属的确立与划分问题，就十分的棘手了。矛盾双方，都会搬出己方的县志、府志乃至姓氏宗谱，证明某朝某代，某块草洲就属于他们所有。甚至还遣人临时暗埋了界牌，不惜伪造原始证据。公堂之上，常常是鸭吵螺丝一般，各陈已见、互不相让。吵得官老爷头昏眼花，真假莫辨。就这样年复一年的争吵，年复一年的打闹，终是没有结果。

    有一次，为某块草洲，又打将起来，又诉诸于公堂。这一番，官老爷想了个绝妙的主意。他说，你们双方，不必再争再吵了。过去了的事情，反正也说不清楚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理更多。”本官想了个办法，你们都须听从老爷我的裁决——这就是，现备有已然烧红了的铁靴一双，哪一方有人敢于当堂踩进铁靴，就为胜方，草洲也就归你了……否则，从今往后，谁也不得争闹什么草洲。

    话音刚落，便见杂役抬出一双烧得红彤彤的、火星四溅并冒着蓝色火焰的大铁靴置于堂下，热浪烤灼得众人禁不住噔噔噔后退数步，一个个见状大惊失色。血肉之躯穿此红靴，哪里还有命在？双方县官、师爷、随行人员等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鬼主意，弄得乱了方寸。这时，只见都昌一方人群中，站出一位勇士，高声叫道：“大老爷说话，可是算数？”

    主审官员先是一愣，继而言道：“本官作主，决无戏言。”

    “既是如此，草民也就以身作赌，为都昌老俵争一口气了！”说罢，大义凛然地将自己的双脚伸进了夺命的铁靴……公堂之上，一片惊呼！

    显然，这一堂官司，都昌胜出。只是都昌湖面辽阔，事涉数府多县，要打官司，恐怕也只能是“做豆腐拣紧处舀，”多数情况是顾不上来的。还有一则故事，也是为的草洲，也是剪不断、理还乱，省官又出了一个怪主意，即到现场办公，命双方县官赛跑，跑得最远的一方为胜。对方县官人高马大，身体壮硕，都昌的这位则个头瘦小，有如痨病壳子。倘若如此比赛，都昌必输无疑。都昌方的师爷眼珠子一转，立刻拱手上禀：“请问老爷，比赛规则可是四只脚的畜牲不算，两只脚的县官方可？”

    省官不加思索，点头称是。师爷得令，立刻找来几个都昌的彪形大汉耳语一阵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原来是命他们骑马到指令地点，分段等候，待本县县令到来，即驮着他跑，下一点又由他人驮跑，跑了一个接力赛……结果，又赢了！

    小时候，诸如此类的故事，听得我血脉贲张，激动万分。如今想来，这些故事宛若童话，没几分可信之处。只能从中感受到，自古以来，都昌人因鄱阳湖而左支右绌，不知流了多少血汗，衍生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情——它们作为曾经的真实存在，一定比那些编撰的故事，更为惨烈，更为离奇，更令人伤心欲绝。

正月初一办丧事

    乡下死了人，若是年三十夜或正月初一这天，不但密不报丧，且一家人都不准哭，还要装作欢欢喜喜的样子。这是至今未变的规矩。

    搁在平日，人一咽气，围在身边的亲人，一是哭声大作，二是放炮竹响众，三是族人走拢，商量操办一应的后事。因为这不仅是当事人的悲恸，且是左邻右舍乃至全村人的公共事务。而在最为讲究的正头年尾，连“死”字都不能说的日子里，如何可以兴师动众、闹得别人也一身的晦气呢？

    我不知别的地方如何，反正我们都昌境内，在这方面是循规蹈矩的，谁也不敢拿自己不可预知的命运开玩笑。

    话说有一名穷汉，家境贫寒，人虽聪明却穷得卵搭凳。因为年轻，不知世态炎凉，不懂人微言轻，故在那年正月初一，全村男丁在香火厅拜过谱年之后，他很诚恳地对驮事的长辈们说：“俺俚个香火厅倒门败壁，不像样子，我看该整修一下，免得外村人看了，说俺村没个头绪，是个晒牛屎的所在……”

    这本是一番正经话,只要听话的人心态正常,限于财力采纳不了,也应好言相对,彼此都好下台。然而偏偏有人呶唇翘嘴,听得很不耐烦,当即顶撞起来：“你真是只死嘴,整屋要钱,说大话有卵用！站着说话不腰痛，你有几张沙皮纸拿来？”所谓“沙皮纸”，指的就是钞票。这人说话也真的太冲。

    其他人也都沉默着，实际上是认同了那人的态度。

    穷汉当时满脸通红，一下子噎住了，回不上半句话来。片刻之后，怨恨地看了他们一眼，一低头就走了。

    一副热心肠，就成了驴肝肺。受了羞辱的穷汉一咬牙，就只身闯去了景德镇。在景德镇一位好心的窑户老板收留了他，后又入赘做了女婿兼儿子。想不到生意越来越红火，三年时间，这位穷汉摇身一变，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。当他阔一绰二回到村里过年时，全村老少皆上门道贺，竭尽了巴结逢迎之能事。

    这年正月初一，照例拜过谱年，有人殷勤地搬来一把木制圈椅，恭敬地请这位昔日的穷汉上座。其他人都垂手围着他站立一旁，就连长辈们也不例外。穷汉环视了一下这老香火厅，把三年前在这里说过的话，复述了一遍，结果听的人一个个鸡啄米似的，忙不迭的点头应是。那个曾经顶撞了他的人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俚是金玉良言哪！香火厅是几要紧的事，全村人的祖宗都在里头呢。不整修香火厅，别人还说我们是树洞里钻出来的哩！”

    “是咧是咧。”大家一齐合声附和。

    当穷汉说修整香火厅的资金由他一个人承担时，大家轰然喝采，就差三呼万岁了。

    这时，还有人讨好地说：“叔公仗义疏财，是俺大家的幸福。你有么事话，动动嘴就行，俺侬都听你的！”

这时的穷汉，一念之间，心里冒出来一股恶意，黑着脸，慢条斯理的说：“正月里难得有闲，后生崽俚也莫偷懒，有些事要抓紧学学……”

    马上有人询问：“您说学些么事好？”

    “巴丧”，穷汉轻描淡写的说出两个字来。

    大家一听全愣了！

    所谓巴丧，就是“八仙”(抬棺材的汉子)们在死者入殓后，用绳子、扁担、板凳等物事，同棺材结实地绑在一起，以便稳当地抬上山去。照说，这只是个力气活，简单得几无技术可言，脑瓜子灵一些的，一看就会；只要绑得牢些即可，根本用不着特别的训练。再者，即使巴丧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，一年到头，什么时间学不行，绝不可能选择正月初一这个讲究大吉大利的日子；搞这样的丧葬活动，就连开口说它都是件犯忌的事。正月里，除了初八那天，统一规定为“拜新年”，即给上一年死去的亲人祭奠外，其余皆为办喜事的日子，如结婚嫁女之类。还有立春的先一天，日子也不干净，谓之“四绝日”。

    周围的人听罢穷汉的话，知道他心存积怨，有心为难大家，欲怒不能，欲言又止。

    良久，才有一位长辈高声骂道：“你侬一班木卵，耳朵聋？还不快些滚走！”

第三章  曲氏杂志

风  水

曲家湾座落在都昌县陆地南岸的一个湖汊，村庄小，又没有产出过像模像样的人物，即使发生点故事，也多是茶杯里的风波，草籽样大的事，后人多般“风闻言事”，没有史实可查。要有，也只是干巴巴的留传后世的姓氏宗谱而已。

有空的时候，我也曾胡乱的翻看过一些宗谱，除了卷首的序言，其余全部是密密麻麻的死人的活人的名字。其实所谓谱序，也多般如同死人的面容一般，僵硬而了无生气。近年来，各地修谱的多了起来，不但改石印、铅印为胶印影印，而且为了印谱的款项和坐馆修撰者的待遇，都纷纷作了规定，凡交了多少多少钱的人，一律的可以上照片，上自我吹嘘的文字。这样一来，编得厚是厚了一些，许多活生生的人也有了“传记”和容颜姣好的影相，显得丰富生动了些，却不免有如鲁迅先生之谓“中国人是健忘的，无论怎样言行不符，名实不副，前后矛盾，撒谎造谣，蝇营狗苟，都不要紧，经过若干时候，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，将来仍不失为‘正人君子’……。”这样想着，便感到，那诸多个人照片与介绍，与古人作的谱序相比，连提供研究的参考价值似乎都没有。而谱序在行文中，其关于某姓某村于何年何地迁徙及繁衍排列之笔墨，多少有些人文踪迹可循，例如朱熹及北宋年间，落脚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时，曾为都昌的黄氏宗谱写过序言，就有些可读性(我想这肯定是得益于黄灏的请求，他曾是朱熹的得意弟子。)

我知道，曲家湾村的宗谱，是没有名人写序的。关于它的由来，历史变迁，以及名人传记之类，几乎一片空白。翻将开来，也照例是密密麻麻的死人的活人的名字。

鄱阳湖周边，各村的宗谱(又称家谱)，版本大致相同。早年，用的都是宣纸，又系石印、线装、小四开，呈长方形，很厚。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就是头几个页面上，都画有本姓有史以来，一些有头脸的人物的绣像，现称肖像。其实绣像一点也不肖，大抵是石刻艺人按师传的模式，统一配制的；比如当了官的，该穿什么衣裳，戴什么帽子，略略的分个了朝代而已。也不管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所有绣像人物差不多都是一个模样。不但扮相相同，容貌也一样。这自然不好苛求。早先没有照相术，先人们无法留下真实的面貌。再说，石印也是无法印制照片的。古代的宫廷画师，那时只为王公贵胄们画相，连皇帝们的画像也不见得就如其本貌。画术有欠缺不说，画师们为讨好主子，也是会往英俊漂亮上用功的。在民间，老百姓们做梦也别想有人给自己画相的。所以谱上的绣像，也只是当个记号罢了。但这并不影响历来修谱的惯例。

曲家湾东边的官垅村姓韩，卷首便有标示韩愈的头像；后山的野溪畈村，因为姓于，想必也印了于谦的绣像。这些原本八杆子打不到的达官显贵，英贤名士，就这样享受起民间的香火来。至于我们曲姓，就有些犯难了，历史上竟查不到一、两个合适的名人来装点自己的脸面。查来查去，发现除了近代有位医学家，叫曲焕章外，古代却只有公元前晋国的晋武公曲沃可以上得台面，但此人名头不响，又无后人所可称道的品行业绩，便舍弃了去。

曲家湾是我生命的摇篮，也是我窥探世界的文化底座。从父亲把我挽在怀里开始，每年的正月初一，我都要同村里的老少爷们一道，到香火厅(又称祖厅)下跪，朝那本摆在香案上的曲氏宗谱叩头。稍大了些时，我曾偷窥过谱头上的人物画像，只见那几个古典式人物的穿戴，并非官服，而是地主老财式的帽子及衣服，当然也长了胡须。我想这便是曲家湾首任筚路篮缕拓荒者的形象。这一点上，还是真实可信的。但那大富大贵式的打扮，却是石刻艺人加工出来的。冲着他们曾经的艰苦奋斗，和繁衍出我们这些后代子孙，不管他们生前是高贵还是低贱，都应该叩几个响头。

那年我十一岁罢，也是正月初一，村里的男丁们自然又聚到香火厅拜谱年。

在大人们忙于折叠黄裱纸、整理供品、等候时辰、还冇举行仪式之前，孩童们自是一旁嬉戏打闹。那日不知怎么回事，我同邻居重韵大伯的小儿子二和尚，嘀咕着去香案翻阅宗谱。现在想来，可能就是为了一睹先祖的画像。谁知父亲见了，二话不说，抬手就是一“螺丝”敲在我的头上，狠狠的，痛得我头皮发麻，眼冒金星。我记得我伤心得呜呜的哭着，羞惭地躲去了别处。我那时便想到了去寻死。是自己的父亲在正月初一当着外人的面——打了我，让我蒙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。七岁那年，父亲曾把我送给了别人当儿子。我想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。一个孩子，特别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连父母的爱也得不到，那活得还有个什么劲？

重韵大伯当时也在场，他只是瞪了二和尚一眼，做做样子，显然属于“佯嗔”。

想不到那年冬天，我忽然大病了一场，病得躺在床上好几个月，休学了半年，算是到阴司里走了一遭。打屁碰上咳嗽，这应该是巧合上的。可母亲却始终认为，我的大病与正月初一里早上挨打，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。待我病好了些，总听见母亲埋怨父亲：“正月初一打崽，世上都冇见过。你看应验了吧？你想想看，二和尚也动了谱，他若个不挨打咧……”

父亲在母亲面前有许多的愧疚，每逢母亲因家务而唠叨时，他多般不应嘴的。

小时候，我对于父亲的蛮不讲理，尤其是那次正月初一里的打我，是极其不满乃至愤怒的，一直到长大成人，也还是耿耿于怀。我一直所思想的是，正月初一里连骂人也不可以，平日里积了怨隙的，这天见面也都笑嘻嘻的，怎么还会发生打人的事呢？《白毛女》里的黄世仁逼死杨白劳，也选在年三十而非正月初一。讨债的人和躲债的人，都不会在正月初一照面的，见了面也都和蔼可亲的样子。父亲对这些传统的规矩是烂熟于胸的，他知道那日子是个神圣的日子，同时又十分相信鬼神的存在，在他的观念里，也明白打人的后果之不堪设想。沿着这样的思路想像父亲，又推及祖宗，从那时起就造成了对于祭祖行为的厌恶情绪，和一些理性思考。

在中国文化里，对于祖宗的尊敬与感恩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因为有了他们，才有了绵延不断的子孙后代，有了许多活蹦乱跳的生命，人们由此产生对生殖的崇拜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近年来，海内外许多江姓人士大老远跑到都昌来，为的就是寻祖认宗，拜谒他们共同的祖先江万里。最令人瞩目的是“六桂宗亲”。这些行为都很好理解。只是我有时想，对于老人，不分青红皂白的顶礼膜拜，无一例外的予以神化，不管是真心的假意的，似乎都有装模作样的味道。换言之，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享用香火的祖宗，其所值得后人铭记的是什么样的精神遗产？假如某姓某村的祖先队伍里的某人，曾经是个杀人魔头，或江洋大盗，或奸恶之徒，或卑鄙小人，其后人也还奉若神明，那这跪拜的仪式所传达出的意义，就只剩了光秃秃的、赤裸裸的生命了。在人类共同的家园里，这是做不出大门的事情。先辈的罪行，虽然成为了历史，但后人是有责任代为清洗的，而这洗刷之首要，便是不给他们的灵牌下跪——从“人道”的角度看，端些供品自然可以。例如当代的日本首相小泉他们，经常拜祭二战时期祸害人类、又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甲级战犯，就是“八格牙路”行为。对先人的尊敬，并不限于狭隘的一姓之祖宗，即使洋人也有许多值得纪念的人物。国人纪念屈原，祭拜的人群姓什名谁的都有。当然还有孔子，还有神农，还有黄帝，还有大禹，等等，也都不是某一姓氏的人向他们下跪的。人们在对这些古人跪拜的那一刻，所接受的无疑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。

曲家湾人迁居此地，历史应该不会很长。这里至今地盘小，人口少。我懂事时，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，不足百口人。其中有两户鳏寡，一是女老倌荷得，一是男老倌扯叭叔公。现如今，包括谋生在外的人员在内，也还不上两百人。村里的长辈们曾说，我们曲姓人是从山西过来的。估计是跟晋武公曲沃扯上了关系。但宗谱上没有明确记载。根据推算，村史不过一、两百年，约在清代中后期搬迁来的。

古人写史修志，有许多的苦衷，于是用了诸多“曲笔”。我们也就无从查考曲家湾的始祖究竟是何人也。首先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的经历平凡而又普遍，倘若是某些成员曾经有过一官半职，谱头上是会大书特书的。其次便是苦日子挨过来的，因为村里没有像样的一处古建筑，连遗迹也没有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想像，曲家湾的祖先，最初是一个或兄弟两个、三个，或夫妇二人，还带了一个、两个孩子，从别处逃荒要饭来的。曲家湾之忽然燃起炊烟，很可能就是一桩这样的偶然事件。他们在生活无着、万般无奈的情形下，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漂泊。经历了千辛万苦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，再望望没有尽头的远方，就决定了在这个不知名的湖汊里落脚，就扯些野草，和些湖水煮煮，咽下第一顿苟延生命的食物，待有了些力气了，再砍些树枝，搭个草棚——一住下来，就再也不想走了或走不了了。我们的祖先，就是这样一位或几位普通农民，他们并无远大目光，也想象不到有怎么宽阔的胸襟，他们一心一意地想着的是如何填饱肚子，又如何把孩子养大。他们没有半点神奇的地方，他们破草开荒，在土里刨食，同大水与干旱相处并争斗，屈服于自然的惩罚，也屈服于外人的欺侮，日子过得一点诗意都没有。……作为子孙后代的我们，逢年过节，自已吃饱了喝足了，享受活着的百般滋味，是一定不该忘记了他们的。我们一边打着饱嗝，一边端些供品，上几炷香，磕几下头，无论如何都是应该的。面对他们曾经的勤劳与质朴，我们所获取的是永恒的精神资源。只是应当记住：他们曾经是人，而非神仙也。

多少年来，乡下人衡量一个村庄的兴衰优劣，有三个标准：一是人丁旺不旺，二是有否官员，三是有钱没有。在此标尺的度量下，曲家湾无一处可资骄傲。而对于村庄自诞生以来的不曾显赫，曲家湾人显得十分的心平气和，因为宿命论告诉大家：曲家湾的风水有问题。

江南的村庄，由于地理原因，大都是小型村落。偶有冲积平原，大村子也是有的。在丘陵地带，几乎所有村寨都是背山面水的格式，又以座北朝南为最佳。环绕鄱阳湖散居的人群，多为同姓簇居。有许多村庄后面的山丘，往往只是略高些的土坡，植有小树林，葬有坟茔，有荫庇之利。村前又均蓄有水塘，用来炊饮、洗涮、养鱼、浇灌。若是塘水饱满(多在春夏)，水面长有角菱、荷花、浮萍，又有几只鹅鸭嬉游其中，就织出了如画的田园风光。

曲家湾的长相，未出此格。不过又有它的特别之处，即村子的南、西、北三处，均为高垴，唯村东一道豁口，由高而低朝湖洲延展，形成几十亩大的垅田，谓之东边垅。整个村貌，像一只仰天露出凹底的半边豁嘴葫芦瓢。

村里年长的章驰老倌，小时因家底殷实而读过些私塾，懂了些易经八卦，他多次说过：“可惜得嘞，俺村子门前的畈垴高得了，当头拦住了，出不得官呐……”

对于宿命的笃信，和对“半神仙”式人物的信服，几乎就成了百姓们的一种心理平衡机制，也于是少了些怨气，多了几份坦然。

老早的时候，我听过一则笑话。说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先生，能够预知五百年前后的世事变化，他只要掐指一算，天上地下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他，故谓“神机妙算”。他写的奇什么遁甲的书，还留传了后世。就在他临死的那年，他突然心血来潮，急忙掐算，一算就算出了他身后五百年将要发生与之相关的一件事，拈须微笑之间，唤来几个亲信心腹，吩咐在他死后，怎样构筑陵墓，如何撰写碑文——切记切记。果然，五百年后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先生，一次路过孔明的坟前，备了香纸炮竹，写了凭吊文章，诚惶诚恐地拜谒这位妙算先圣。可一到墓前，便见碑文曰：“五百年前诸保刘，五百年后刘保朱——我知你，你知谁？”文末又道：“小刘小刘，快来添油！”慌得刘伯温纳头便拜，磕头如舂米。

这故事显然是后人戏说历史的一个编撰。三国蜀汉至明代初头，有一千好几百年。刘伯温到没到过武候陵，也得两说。再者，圣人观历史，善思辨，知兴衰，但绝对不知道未来的具体人事。乡下还传有刘伯温的所谓“烧饼歌”，又谓《韩记》，也就是这位老先生用隐晦曲折的歌谣，暗示将来将会发生什么什么。有人问我读没读过那东西，又拎出几句让我解析，我都一笑置之。然而还是有人相信它的真实可靠性的。我想这第一，是对算计的仰崇；第二，是对定命的认可。

曲家湾人对于本村风水的先天不足，颇有知天乐命的豁达。但日子一长，多少就有些沉闷，与别地的兴旺发达相比，心里不免空荡失落。于是又有了别样的方法来调节精神状态，比如“老子先前比你阔”之类。

曾听大人们说，本村曾几何时，也相当地富足过。说那时的村舍，不像现今这般简陋，也不是如此乱七八糟，而是一律的封火屋，东西连贯，整齐划一；又分南北两排，中间铺有长长的青石板路，像一条街道。街的上空两檐相衔，晴天不晒日头，雨天不走湿路。只是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，不知是那年那月那日，得罪了上天，曲家湾遭丙丁，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，败了个精光，这才成了后来这等模样。

这段“历史”，显然只存在于村人的想象之中。我曾有意无意地观察过，村里的地貌及走势整体呈北高南低的斜坡状，东西之间，中段又有凹下去的一道沟堑，所以无论从宽度到长度，都无法置放长长的街道式建筑。我看到不时有人翻盖新屋，或者重修老屋，所挖出来的基土，很少瓦砾，更未见曾经火烧过的迹象。

倒是一个叫老八的曲家湾人，有几分可信。他的行迹好像真的印证了这个村庄的风水问题。

故事说，太平天国时期，曲老八在太平军里当了个头领，是个“八台”官。八台是个么事官衔，级别有多高，我没有查阅过相关资料。估计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职务。可惜的是这位八台爷，仅仅兴时于太平天国的势微阶段。有一天，几艘兵船在鄱阳湖上老远驶来，绕过龙头嘴，快速地来到了曲家湾的东边垅口。沿湖各村的人见了，吓得四散逃窜，高声疾呼：“长毛来了，长毛来了……”

曲老八这时立于船头，大叫：“曲家湾人不要跑，曲家湾人不要跑……”

农民畏惧农民军，这军队也就走到尽头了。果然，老八带了一帮兄弟，是兵败之后逃难来的。我想那时节，应该是曾国藩他们征剿太平军大奏凯歌、弹冠相庆的时候。

曲老八一行下船之后，各自卷起行囊，诸如衣物、金银细软之类，便匆匆地化作鸟兽散了。老八则回到曲家湾他的家里，见过分别多年的父母，声称从此归隐故里，安度余生。原以为家乡最是安全，却不料有人告密，被官府提鸡一样抓走，终被正了法典而血溅故土。

老八的下场，换来的是村人的叹息，和人后偶尔的谈资；这样的角色，板着脸孔的村志家谱，是拒绝记载的。

人  物

曲家湾有很多很有意义的真实人物，但他们的“有意思”都上不得台面，入不到“正人君子”的行列。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，我曾经就长期的活动在他们中间。虽然现在，与我父亲母亲同代乃至年纪更大些的人，大多已不在人世，他们却仍然活在我的记忆里；那些个人事，不管体面的不体面的，正经的不正经的，有趣的没趣的，我都记得异常的深刻。

曲崇智是我青少年时期，心目中的一棵大树。不是说这棵大树有多么枝繁叶茂，我指的是其高大巍峨，须得仰视。他是村里近现代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个真实人物，显赫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。他的身材高大，村里只有他和文涵长得差不多有一米八高。年轻时，他俩都剃了青皮和尚头。崇智自打当了干部，才蓄起了大背头。文涵只当了村里生产小队长，不大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就光头了一辈子。

早先男人的发型，有几种样式，都属于国民革命时期，表达与清政府决裂时剪掉辫子后的遗迹。一种就是和尚头，干脆把头发全刮光了去。另一种则是在脑后剪去“猪尾巴”，其余仍如原状(即脑门上端依旧剃掉部分)，如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坏头头南霸天那样的发式。这种发式又多般为年龄大些的人所留用，像重韵大伯、章驰老倌、扯叭叔公等人就是如此这般。当然也有例外，崇智的父亲章印老倌和“钻子头”文韬，就剃了光头的。至于我父亲兄弟及其水生、崇仁、崇义等，都蓄了所谓“西装”头，可后颈及两鬓却剃了去，看上去活像盖了一只团鱼(甲鱼、鳖)壳。那时，我们崽俚的头发，样式十分古怪，东留一绺，西蓄一块，很像古代蒙古汉子的发型。但通行的做法是，从毛伢开始第一次剃头，有两块地方必得留发，即天灵盖(百汇穴处)上蓄一块锅铲式的东西，起保护作用，再就是后脑勺至后颈窝留一撮毛，其余都刮掉了去。后颈窝的那撮毛，叫“替身毛”，须等稍大了以后，按瞎子一类算命说的“上大运”时方可剃去。何为替身毛，没人告诉过我，猜想可能是为了消灾用的；孩子小时多病多灾，须得有个替代，有个消灾顶祸的地方……

年轻时的崇智蓄大背头，自然条件并不好。大背头本来仅适合于中老年，不但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成熟，更主要是等到上了年纪，头顶上的毛发日渐稀疏，甚至秃顶或者半秃，往后梳的头发就服贴听话。难怪有人愿意留“南霸天”式发型，原因自是倘若不把前面一段剃了去，大背头就“背” 不成了。崇智自然不会留那种象征封建遗老的东西，那与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很不符合。于是就难为了他。那时的干部，从土改时起，不论大小，均以蓄大背头为正宗形象，几乎从中央到地方，都是一个模式。崇智当过本乡高级社的副社长，自然要入流，要穿四个口袋的中山装褂子，要蓄大背头。只是他的头发又密又厚，且又植近前额，为了保护整个头型的协调一致，把头发从头额往后梳去，呈覆盖状，就有相当的长度。那时候，虽然也售有生花油之类，少数有钱的女人买得起，但它的作用，只是使头发变得乌黑油亮而已。即使崇智暗里使用了它，也未能让他的长发驯服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搞头发有多种手段及材料。就是说，当初没有带粘性的水剂类护发物。于是，常见了崇智的头发，顽强地散发开来，或垂至额前，或遮掩两耳，故他说话做事时，两只手总是忙不迭的往脑后梳理头发。

崇智还有一个性格特点，就是说话时，语言节奏快，一句赶一句，以提速的方式表达自已的观点，且在语气中含了不容置喙的威严。我没见过他当高级社副社长或大队支书时的讲话，但看过他多次在村里无论是社员大会还是随意交谈时的说话方式。他的鲜明的特点除了节奏快外，还有就是当脑子里的措词跟不上嘴里吐露的音律需要时，就难以避免地伴生“这个”或“这个这个”、“这个这个这个”之类的辅助词。

“这个”是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口头蝉。据说有好事之徒曾为县里的某位领导计算过，一次个把钟头的讲话，他就有三百多句“这个”。那时的都昌县，干部队伍的骨干主体，大都是南下干部。解放军横渡长江后，取得了全国性胜利，南方干部奇缺，“南下干部”就应运而生。他们都是来自北方解放区，自然也带来了当地官方的一些讲话风格与话语系统。这些干部有读了几年书的学生，有刚刚扫了盲的当地干部，也有文化程度特别低的人，甚至有写不来自己名字的。但无论如何，

“这个这个”的官方流行用语，则是不难学到的。崇智当了干部，耳濡目染，很自然地就模仿上了。

其实，崇智并非浅薄的人，即使在年轻时，他说话办事，还是很有板眼也很有城府的。我所认识的他，是威严的时候威严，随和的时候随和。平时，他总是逢人便笑。打小时候起，他就落了个外号，叫“弥勒佛”。弥勒佛是尊菩萨，不仅是肥胖，而且是个笑脸和尚，其笑容永远非常灿烂。但是崇智又特别爱读《三国演义》。老话说，少莫读红楼(《红楼梦》)，老莫读三国(《三国演义》)。意思是，年轻时读了红楼，变得多愁善感，消蚀了锐气，没了斗志，无益于事功上的进取。而人老了再读三国，于事无补，排不上用场，徒增了烦恼。正如孔老夫子说的，少年戒之在色，中年戒之在斗,老年戒之在得一样。崇智无形之中便遵了古训。他在青年的时候，就开始了研读《三国演义》。但他父亲章印老倌也识不了几个字，也没有过官场经验，不知崇智得了哪位高人的指点。

国人对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情有独钟，成为了一种浸淫血液的根性文化。大到从政、打仗、经商，小到为人处世，人们几乎都自觉和不自觉地从那里获得了智慧与手段，它仿佛就是一只百宝箱，一座智慧库。

我记得，崇智有一部分线装的、由单行本组成的、竖行排字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书页已经泛黄，但保管得很好。他不但自己读了很多遍，还嘱咐儿子去读。他的大儿子冠孙尚未成年，就开始了阅读。冠孙曾对我说：“我爹叫我多看三国，看了有好处。”冠孙虽不明白有何好处，但还是被书里斗智斗勇的故事所吸引。中国能读得懂《三国志》的人极少，而喜欢上《三国演义》的却不计其数。后者的通俗化、大众化，把一个“春秋无义战”式的三国纷争，写得波澜壮阔，写得正气凛然，写得妙趣横生，写得波谲之诡，真所谓“寓教于乐”也。人们在欣赏中获得满足感的时候，于不知不觉中萌生了正统观念的推崇，和对尔虞我诈类手段的叹服。就在这潜移默化的过程里，即使性格开朗的人，不惯心计的人，也会因此变得“深沉”起来。原本性格内向的人，会变得更加阴鸷可怕的。

散  韵

鄱阳湖边的村落，不像山林里的寨子，或者平原上的屯子，一个明显的区别，就是几乎看不到所谓的“物质文化遗产”；其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也多残缺不全，或者流失殆尽。想必是因为年年都涨大水的缘故，经济上没有承担建筑的能力，即使建有一些景观，也会被大水淹毁了去。再加上航运之便，乡人不时驾船外出，与别处的城市文化有过亲密接触，从而

在比照上，习惯于抛弃和吸纳，虽然这吸纳的可能是皮毛，抛弃的也许是精华。

曲家湾一带，见不到古文化象征意义的亭台楼阁，即使一、两幢像样的民居，如两进带天井的封火屋，也不见有雕梁画栋的风采。至于恢宏的“大雄宝殿”类的庙宇寺观，高耸的牌楼，迤逦的廊桥，秀美的水榭，更是杳无踪迹。甚至连下马石、旗杆石那样的遗物也冇见到过。我想如此景象不仅标示了区域性的贫困，和由于水患的侵蚀所致，也可以理解多数人在湖边居住的历史不是很长。

有关资料显示，都昌人口情况自明代开始有了记载。人们津津乐道的“大战鄱湖十八年”，应该是人口急剧下降的根本原因。洪武十四年，即1392年，都昌只有3万不至4万人。至嘉靖四十一年，人口上升到12万多些。清乾隆年间，便有30多万人口，这应该是鼎盛时期。而在民国37年底，又回落到20余万人。如今已增长到70多万人口，翻了几番。据我推测，除少数原住民外，人们渐渐聚居湖边，应该是清代中后期的事。人口快速增长之后，原有的土地不够用了，这才不得已而求其次，陆续搬迁至靠近水患处讨生活了。估计别县沿湖而居的情况，也大致如此。

多少年来，我差不多走遍了都昌沿湖各地的村子。我所看到的是，除1998年特大洪水发生后，人们靠中央政策享受移民建镇优惠而陆续建造了小二层的楼房外，此前的住房建筑，大抵是千年不变的样式。各个村子少有封火屋，绝大多数都是土砖砌成的木质结构的七树三间、五树三间、三树三间土瓦房，又以后者居多。破门倒壁的房屋也不少见。

即使有一些颇具文化特质的具像物，如祖厅、土地庙之类，也都是一派小家子气。偶见一处龙王庙或土地庙，里面小得只放得下一张八仙桌子。庙里没有菩萨神像，只有泥案香缸。如今信仰自由了，人们便可以放心大胆地给这些小庙送扁额、掛红布，写上“功德无量”、“有求必应”、“华佗再世”字样。龙王爷本来只管雨水的事，土地神只管五谷的事，但人们把治病救人的事也强加给他们，使之凭添了一份额外工作。有用没用不要紧，“信则灵”么。

在一些路头，还常见栽有一根高高的木杆，顶端吊了一只小木笼子，里头点有一盏油灯，每到夜上亮出一星黄色的光来——人们称其为“天灯”。天灯的起源，我想大约是给夜行人指点方向的路灯。它至少在某一块地方，解决了“鬼打墙”的问题。日子久了，迷路的人得其指引而可能“死里逃生”，于是就传神了，活灵活现起来了。天灯，也因此是一处神祉，也有人给它上香烧纸打炮竹，也让人绑上了许多的红布条。它的原本照明的功用倒是消褪得一干二净，而是管起了凡间别的许多大事小情。与此相近的还有神树，即村前庄后那些年轮稍大些的老树，如古樟、银杏、莲籽树，甚至棘荆树，都有可能享受到人间烟火。

过时过节的一些宗教仪式活动，多般涂抹了娱乐的色彩。如闹元霄玩龙灯，端午节看龙船等。中秋节大人们赏月，儿童们则玩月下“摸秋”(即可去野坂田地偷摘别人的瓜果而不被视作窃贼)，或“铲扁担车”。所谓扁担车，就是将两条扁担交叉绑扎，杈里坐有一人，前拽后挂，一大帮人在屋道里嗬叫着奔跑的一种游戏。最为闹热的，要数正月里的婚嫁活动。早年，在革除轿子后，新娘多般要坐马的。南方的马少，特别是鄱阳湖一带，更是凤毛麟角。估计有人看中这门子生意，从别处买了马来饲养的。新娘子在我们这里叫“新妇得”。新妇出嫁的那一天，开面梳洗，穿着婆家送来的新衣，还要穿戴租借来的凤冠纱罩。所谓凤冠，就是戏里的旦角头上戴的那种，上面扎有彩色绒球，和曲成朵状的细小但又透明的玻璃管子。纱罩便是霞帔类的东西。新妇涂了胭脂的脸上不再遮有红布，而是戴了一副墨镜，叫“文明镜”，这也是租借来的。新妇得坐在马背上，有人牵着，走得很慢，不会摔下来的。马前，有一对彩旗开路。紧接着，跟有四具“响器”。这响器，就是四面铜锣，由四个人敲打。头两面铜锣形状较怪，比大锣小些，但又厚又重，且中心处凸出一块小圆饼状，木棍就是敲打在这突出处。它们的响声也不相同，一是“噹”，一是“咚”。后两面锣则一样，面大而同样响声为“嘭”，俗称“催锣”。这副音响组合起来的声音，就是“噹，咚、嘭嘭……”行走时一直这样简单地重复。现在想想，这样的迎娶队伍，其架势颇类戏里的状元游街。那彩旗要换了“回避”的牌子，俨然就是古代官员的行状。只是那发出“噹”、“咚”之声的两面铜锣，好象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一种乐器，古代官场的鸣锣开道并不使用这样的铜锣(我们鄱阳湖一带，为何在特殊的日子里使用上了它，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)。

结婚不但是人生大事，一个村庄办这样的喜事，也同样隆重得不得了的。像曲家湾这样的小村庄，几乎是全村动员，人人上阵，个个都是角色。我们崽俚，也不免要介入其中，这是我对它的细枝末节记忆深刻的原因所在。比如，发嫁妆时，闺房里“吵嫁”的哭声响成一片，新郎临走前的一一下拜；喝酒前有庄严的祝酒辞和安排座次，晚上闹洞房的一应程序，等等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属于我的自主活动，且让我最为心仪的，就是挺龙灯的元霄节。曲家湾不叫玩龙灯，叫挺龙灯，那心中就含了几分敬畏。但我们这小村小寨，用不起布龙，挺的却是草龙，即“秆把龙”。草龙的扎制十分简单，省工省料，也算得上因地制宜。龙头是一把大一些的秆团，把一端掰开，为龙的上唇下颚，两边各插一根竹桠为角——龙头就算成了。龙身更简单，即搓一根长长的草绳，每一段位绑上一把相对龙头小些的秆团，是用来穿棍子、插灯笼用的。龙尾则是用一把禾秆，留出穗子，呈扫帚状。

草龙是三岁孩童们的游戏，大人们是不屑于参与的。我的最早的记忆，是父亲为我们扎的龙头。然后又指点我们怎样搓绳子，怎样结秆团。我至今找不到草龙的成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，只认为它的诞生就是成本原因。也因此，从正月十四日晚开始，连续三个晚上走门串户之后，于正月十六日晚，以火化的形式送龙归天，就有了可能。布龙是舍不得一年一度火化的。我在长大了些，十多岁的时候，便将龙头龙尾部分进行了改造，即改用篾扎，用红绿纸来糊，里头大到可以点一支小蜡烛的新样式。这样挺起来就真的像龙灯了。因为这是我的创举，自此龙头就归我来挺了。别的小伙们都不愿花这份心力，就认同了我的这种身份，这让我异常的兴奋和激动。俗话说，烧得元霄纸，各人出门寻生意。意思是，元霄一过，正月里一应的节日事务都忙完了，该做谋生的正经事了。而我在初十挨边的时候，心里就惦记上了扎龙灯了。

挺龙灯是吃了夜饭过后，你呼我叫，大家聚拢来，点上蜡烛，一声吆喝，就起灯挨家挨户的走。挺龙头的我，便是这支队伍的首领。每进人家的大门，在户主欢迎的鞭炮声中，我要高唱彩词，且每念一句，众人就随声附和一句“好哇”，显得十分的热闹。

例如：

龙头进门笑哈哈——好哇！

先打爆竹后放花——好哇！

爆竹响得像春雷——好哇！

花儿开进千万家……好哇！

又如：

龙头进门笑嘻嘻——好哇！

拿把剪刀剪龙须——好哇！

一剪剪出春光好——好哇！

二剪剪出红双喜——好哇！

三剪剪出玉如意——好哇！

四剪剪出蟠桃会——好哇！

五剪……

那时节，我总是陶醉在人们欢天喜地的神情里。我喜欢看大人们平时难得一见的笑容，甚至更乐意听别人对我的夸赞与恭维。在长大成人之前，这是我在曲家湾，一年之中，唯一一次可以赢得的一份尊重。它于是那样的吸引我，让我终生难忘而刻骨铭心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端午节到岔港镇的麻石桥上，看港里的龙船竞渡，是有一年没一年的事。这样的节日，江南人多要包粽子的，但我们这里不兴这个，只是新麦上市，磨粉做些发粑，煮些鸡蛋及大蒜头而已。看上一回龙船，也很扫兴，那龙船不是特制的，而是稍事装点的渡船，即舢板，往往也只有一条或两条渡船争流而已。我想我们这里的人在心理上离屈原十分的遥远。远不如楚人对屈原的那种上心入情，那种魂牵梦绕。我甚至只是到了初中以后，方知端午节是为着纪念一个叫屈原的老人。而且我又只是在步入社会以后，捡到一本破旧的中国文学史的书，读了之后才晓得屈原是一个古典的爱国诗人，其最著名的诗篇就是《离骚》。我那时就朦胧的意识到，说文人是骚人、骚客，应该与屈原的《离骚》有关。我村子里是没有人了解屈原的，我的中小学老师是不懂《离骚》的。难怪章驰老倌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不懂得吟诗作赋，只懂些珠算，记些账本，掐些生辰八字。也难怪他的读了不少书的儿子崇义，喜欢古典文化传统，但写字只是一手别扭的馆阁体，讲传说古又常常丢三拉四。在这样的小环境里，我喜欢文学写作，首先就先天的不足了。

在别人艰难谋生的手法里，不时的也领略了不少局外人眼里所谓的娱乐活动。诸如打梆筒唱道情的，拉二胡算命的，演猴把戏和“撑骨头”戏(即布偶戏)的，等等。最有趣味的，莫过于见了顽皮的猴子(我们沿湖极少见到猴子)，爬竹竿、翻斤斗，还摹仿人的神态，扮作官老爷，走路、坐轿子，装模作样、煞有介事。演毕，它又端一面铜锣，颠着屁股绕走一圈，向围观的人群索要钱币，给了钱则鞠上一躬，不给钱也不要紧，颇有“有钱捧个钱场，没钱捧个人场”的意思。后来读到“沐猴而冠”的成语，想起猴把戏，就禁不住一乐。

我所最先接触文字的“文化”，应该是春联。最早的时候，我记得全村都由崇义一个人来写。他的眼神不好，写得特慢，常常要忙乎一天。我读小学四年级时，父亲买来红纸，裁好后叫我写，我很高兴，就胡乱的写了。现在想来，那一定写得十分的糟糕的。乡下人说：“写字无巧，墨浓笔饱。”这在书法界，被称之为“墨猪”。我已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写的对联，难看到什么程度，但记得父亲鼓励的话：“有么得好不好，只要是红纸黑字就行。”我想父亲并不见得就是想心事如何培养我，而是不愿花工夫求人家罢了。但在客观上，他的那种作法刺激了我后来想把毛笔字写好的愿望，平时就多留了一份心，谁的字好就摹仿谁。到了中学，我学写老师的字，有时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。

写春联原不止是单方面的书法上的事，它还让你无意中明白了对联的作用与形式。在我看来，至少第一晓得了春联要尽量拣好话去说，第二晓得了文字上的对仗，词性要相对，即名词对名词，动词对动词，数字对数字，量词对量词。大门一般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之类。耳门又多为五个字一句。猪栏门上，多贴“姜太公在此”字样。写的时候问了大人，便晓得了姜子牙的故事。结婚的对联要丰富生动些，比如“喜看红梅多结子，笑看绿竹广生孙。”就让我不仅懂了它的含意，也会去联想那两种植物的不同之处来。印象最深的一副，是“幸福如几何直线延长，子孙似小数圆点循环。”估计这是现代人做的对联，而且是懂了理工科的新型读书人。

就文字而言，传统意味浓重的，还有墓碑。放牛或者捡栗子时，常见了山峦里的坟堆，和许多坟前石碑。知道了“流芳千古”的意思，也知道了坟里头躺着的孰男孰女(男碑刻有“日”字，而女人则刻着“月”字)，也最早懂了“殁”的概念。耳濡目染的多了，心中存了许多的疑问，就有可能找机会请教大人，或者书本，我想这也可称作“学问”的。

其实，就曲家湾最为经典也最有学问的传统文化项目，是唱高腔曲。

这让我想起重韵大伯，想起这个远近闻名的高腔曲师傅来。

第四章  寻常人家

招 佬 姨 娘

招佬姨娘是我母亲的堂姐，我们这里称这种关系为“叔伯姐妹”。她是晚嫁到曲家湾来的，在前夫处生有一女，取名黑妹，也一并带到身边。叔伯姐妹同驻一村，自然要比常人亲密，招佬姨娘也因此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人物。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，有时候比我的父母还重要，她是第一个让我感觉不到歧视的人；因为有了她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就不至于总是阴霾笼罩，就常见了几缕阳光，幼小的心灵被注入了一些许多健康元素，就感觉活着也还是有意义的。这是我至今仍然十分想念她的最深切的原因。

招佬姨娘嫁到曲家湾老钻屋里后，生有一子，外号夯公，胖墩墩的，虎头虎脑，像人们筑土用的木夯那般壮实。女儿黑妹，也改姓曲了，为人聪明伶俐，做事也勤快。不知为何，招佬姨娘对我特别器重，在我看来，并不亚于对她自己一双子女的看重和溺爱。她经常上我家来，同我母亲拉家常，我也经常去她家，多般是蹭些豆子、薯片馋嘴。日子久了，她几乎就成了我的心理依赖，一日不上她家，脚板就痒。

有好几次，招佬姨娘考问我：“大佬哇，长大了做么得？”我说上学读书。又问我读完了书做么得，我就哑卦了，答不上来。那时的农村崽俚，谁还有么事钻天打洞的想头，长大了不就是娶妻生子，重复前人的一切么？

看我答不上来，她就换了一个问法：“读了书，长大成人了，做了官，还记得姨娘不？”

这我知道怎么应嘴，连连点头说，记得记得。末了还许愿，赚了钱就买好多东西送给姨娘。

招佬姨娘听了就欢喜得不得了，一把抱住我，使劲地亲我的脸颊，弄得我的脸上湿漉漉的，全是她的口水。我记得为了躲避她的亲热，小脑袋扭过来扭过去，颈都酸了。她就是这么个人，总爱听别人表达对她好意的话。她还经常在我母亲处，眉飞色舞地提起我对她的许诺，尽管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，她却兴奋地说：“俺这大佬真精神（这里作聪明用）将来一定当大官，戴啄啄帽得啦，穿四只荷色（口袋）的褂子啦，戴手表着牛皮靴啦……”她说起我时，使用了“俺”字。曲家湾一带，“俺”字不是单指“我”，而是“我们”的意思。她是有意把我视作了与她堂妹共同的儿子，显得特别的亲近。

母亲听了，自是满心欢喜，有别人疼爱自己的崽伢得，是打灯笼也难寻到的好事，口里却说：“天晓得也侬（他）有那样咯好八字不嘞？”

“有喔。你放心，有喔有喔。”招佬姨娘倒是给我打起保票来了。

招佬姨娘同胞姐妹有好几个，因为没有兄弟，其父母心里着急，分别给女儿取名招佬、牵佬、抱佬、摇佬等。“佬”在这一带，泛指男性，有时又特指男伢得。父母喊我为“大佬”，就是我在兄弟中排行老大的缘故。“招佬”的名字，其实是小名，她还有一个大名，叫什么莲来着，村里人谁都不记得，想必她自己也忘了吧。在她的工分薄栏里，也总是写了“招佬”的。可能由于家世的原因，她对男崽俚，总是异常的疼爱。有一次，她在我家同母亲闲扯，见了我，话头一转：“大佬喂，你记得不罗，你出世的时候，是我接的生……”

母亲笑道：“你记得自己出生不嘞？”

她仍然只顾往下说：“大佬喂，你一出世，还冇包好，你姆妈就细声细气的问我，‘姐得，是只么得？’我把你的两只细细脚得掰开，送到姆妈跟前说，二妹啊，你看看沙，是只崽俚，鸡巴呶呶的，像只茶壶嘴，咯咯咯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等我长大了，招佬姨娘还不时地提起这些陈年旧事，维妙维肖地讲述一遍又一遍，每每听得我的脸上发烧。

母亲对此，倒是百听不厌，她总是笑漾漾的，佯嗔道：“你是姨婆记得嫁来时，陈公八十年咯事都不忘记。”

她得意地说：“我的记性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；该记咯事，我还是不忘记的。”

母亲嘲笑道：“那也是菩萨在庙里时，你就记得的。”

我母亲同招佬姨娘，性格上一点也不吻合，一个是“斤斤计较”，说话办事滴水不漏，一个是“大不列颠”，没心没肺，为人粗糙得连三岁伢崽都可以在她头上拉屎撒尿。但她俩却奇妙地走到了一起，而且亲密无间，一个叫姐得情真意切，一个喊妹子出自肺腑。在曲家湾，她们彼此除了对方，几乎没有第二个要好的邻舍。我现在懂得，母亲与招佬姨娘，当时都生活在村级社会的最底层，完全是同病相怜所致。在女人还从属于男人的时代，夫荣妻贵，女人的王国里原也分了三六九等的。人的性格和能力，有时候是没有任何力量来对抗社会秩序的。这样想着，对母亲，和招佬姨娘，我心里就涌起了莫名的伤感。而那时的招佬姨娘，活得滋润有味，没有半点的忧患意识，好像在她的精神状态里，唯一的观念是：活着就好。她所表现的乐观通达的生活态度，没有半点做作的成份，有时就宛如了一个天真幼稚的孩童。我的那所谓伤感，对她而言，也就显得了多余。

有事没事，招佬姨娘上我家，人未进门，就亮起了高门大嗓：“二妹啊，在屋里不罗！”只要我母亲应了声在哟，她便风也似的卷进屋来，而且先自咯咯地大笑一阵。每次，她都要用惊奇的语气说，二妹，我告诉一件好戏得的事情你听……

母亲也总是咧嘴一笑：“又有么鬼好事呀？”母亲心里清楚，她的这位堂姐所认为好戏得的事，在成年人听来，都是些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，一点也不好笑。北方语言中，好笑的事称好玩的事，在都昌东南边人叫“好戏得”，西北边人称“好耍得”。曲家湾人将好玩的事说成好戏得事。招佬姨娘的生活中，好戏得的事特别多，这似乎与她禀有的孩童目光有关。例如她一次说，某人打了个喷嚏——哈九，冷不防崩断了裤带子，眼看裤子就要掉下来了，险些被人看到腿夹里的东西（男人的东西叫“嘎公”，女人的东西叫“嘎婆”），幸好赶紧用手拎了裤腰，才冇现世给人看——“你说好戏得不嘞？”说罢，她先自大笑起来，两手捂着肚子，弯下腰去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母亲见她这般模样，受到感染，也禁不住笑开了去，末了喘着粗气说：“姐得，你侬真是、真是三岁伢得……”

招佬姨娘则误以为自己的笑话讲得精彩，把个妹子笑成那样，就越发的来劲了，于是又骡到三、驴到四的讲说开去。常常一坐就是半日。我母亲倒是一边做手下的事，一边听招佬姨娘乱扯，偶尔的应应嘴，没丢了工夫。而她则是两手拢在围裙下，不是坐着就是站着，成了职业化的谈说家。有时母亲从厅里到房里，或到灶下去，她也跟着进进出出，口里仍在不厌其烦地唠叨着。经常这样的磨磨蹴蹴，她往往就忘了做饭的时间。等她的丈夫老钻在田畈地里收工回家，屋里还是冷锅冷灶，气得他扯起喉咙来喊：“人死哪里去得？时辰都不晓得？落得魂魄不是？收脚板去得不是？……”

总是这时刻，招佬姨娘才吓了一跳，口里说：“天呐，又是一上昼。”“天呐，又是一下昼”。口里说我走我走，脚却不曾挪动，还要意犹未尽的补上几句什么。待到老钻第二遍叫喊声起，这才恋恋不舍的动身去了。

招佬姨娘有在景德镇呆过的经历，她曾多次亲口对我说过。但她没有说她去景德镇的原因，是曾经嫁了去呢，还是逃婚躲

去了那里，还是跟别人上镇游玩了一次，她都没有说。对她而言，为何上镇的原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过那样一段生活，长了见识，人生的色彩便要斑烂许多。

曲家湾的许多女人，在那种年月，不少人连几里之外的岔港小镇都冇去过。二和尚的姆妈，我叫伯母，自从嫁到曲家湾，一次也没有外出过。娘家无人，那一脚路也省了去。我母亲倒是去过一趟县城。母亲的同胞妹妹叫细妹，也就是我的亲姨娘，她的丈夫、我的姨爹在县财政局做会计，她就随夫居住县城，并学着踩缝纫机做裁缝的手艺。有一次她搭口讯下乡，说她得病了，叫二妹姐来服侍几日。母亲去了，她的病却好了。其实只是感冒发烧，没有大碍。她嫌姐姐来得晚了，非常生气：“到现今来做么事？等你来周待，我侬早病死了！”当即就把姐姐赶了回来。母亲后来告诉我和姐姐，说她其实想在县里住一夜，一是当天来回八十多里路，脚都走酸了，二来也到街上看看，没钱买东西也饱个眼福，再就是想吃油条馒头，也顺便带些回家给子女尝尝。但是母亲茶都没有喝一口，立马被赶下乡来了。母亲从此讨厌走亲戚，她总是对我们说：娘有爷有，不如自己有；老公有老婆有，还是隔双手。又说，为人在世，“愿给人家嫌，莫让人家怜。”而招佬姨娘，从不看别人的眉高眼低，嘻嘻哈哈的，特别喜欢外面的花花世界，一心渴望过上有吃有穿的好日子。

一直以来，景德镇被说成是“都昌码头”；在街上，碰破头都是都昌人。无怪乎，清代有人写诗吟道：“十里长街半窑户，迎来随路唤都昌”。我父亲早年，也在景德镇一家坯行里做过，由于嬷嬷坚持要他回来，就半途而废了。招佬姨娘随熟人上镇，原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有好几次，招佬姨娘悄悄地告诉我，她在景德镇时，有一位“连长”喜欢上了她。那连长说她长得排场，人又聪明可爱。我在当时，糊里糊涂地听着，又糊里糊涂地应着，完全不明白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。长大以后，根据我对她的了解，那所谓的连长，一定不是她曾经的丈夫，也未必就是她的相好。按时间推算，那连长应该属于“国军”。若是兵痞子在她面前谎称连长，我想她也是识别不来的。

女人不同于男人， 一般不会对外张扬自己的风流韵事的。不像有些男人，无聊的时候，将自己的那些风流快活甚至龌龊之事，当作炫耀自己的资本。男女之间在被子里头的事，做得说不得。招佬姨娘并没有表达自己跟那位所谓连长有过什么，她只是为了显摆自己独特的经历，和曾经的年轻漂亮而已。但就是这样的话题，也是不好跟别的男人女人去说的，它应当是她心中最为隐秘的东西。是故她在忍不住要诉说的时候，把我这个少不更事的崽俚当成了在她看来忠实可靠的听众（人在有时候真的需要倾诉，只是常常找不到倾诉的对象）。我猜想，招佬姨娘也一定把她那些事，说给了我的母亲听，母亲也一定告诫过她，这些事情千万莫在外头乱说。

在景德镇码头上混过，又是那样一种性格，对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感兴趣，而且饥不择食地学习效仿，招佬姨娘在生活细节上，就有了与乡下其她女人的一些不同，懂得的法门也多。首先在打扮上，就要比别人在行些。女人不剃发，头发倒是可梳可剪，而日子久了，脸颊上的汗毛就蓬勃地长起来了，于是必须找人“扯面”，同时也要用小钳子修理一下眉毛。招佬姨娘的扯面工夫，在村里坐得上头把交椅。她在做这事时，娴熟而精细，让人感到舒适而惬意。只见她用麻丝线繃成交叉的形式，两只手的指头灵巧地运动着，剪刀一般绞去脸面上的一应汗毛。绞之前在对方的脸上，扑一层厚厚的膏凉粉，白乎乎的，活像日本仕女的脸相。绞动的时候，膏凉粉随着汗毛纷纷扬扬的落下，下雪一般。作为扯面的高手，招佬姨娘家就经常有女人求上门来。作这样的“义工”，她总是乐此不疲，并由此而感到了被求的快乐，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。

扯过面的女人，脸上粉白的，眉毛弯弯的，再将头发修剪得齐整，且抹上些许菜油（村里人大多没钱买生发油之类的侈奢品。细妹姨娘家倒是有的，是一只扁扁的小玻璃瓶子，瓶的外表排列着水泡似的绞饰，里面的油料是无色透明的东西），整理出一副油头粉面来。

招佬姨娘勤于自我修饰，因此常见了她那一丝不乱的黑发，粉嘟嘟的白脸，细长弯曲的眉毛。身上的衣裳虽打了补丁，但拾掇得十分干净利索。出门也就油光水滑的，显出了与众不同。特别是她的发型，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，有人讥之为“飞机头”。她既不同于老女人，在脑后梳起鬏粑，用黑色的丝网袋罩着，也不同于中年妇女，留出齐耳短发，当然也不会像女崽俚那样梳辫子的。她的头发蓄得略长些，脑门处用发夹夹出波浪，脑后则用弯弯的银梳子倒扣出上翘的喜鹊尾巴——我想这都可能是在景德镇学来的，多少有些上世纪三十年代都市女性的风情。

招佬姨娘还会许多别的法门。在乡下，人们遇上小病小灾从不求医，例如打吸管筒（北方称“拔火罐”）、捏痧等，都是自己动手。而掐癍、挑羊毛症、拍阴箭、挑疳积、治龙船疮等诸多手段，在曲家湾唯她擅长。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招佬姨娘给别人整治龙船疮，那操作方法，诡秘而又简单。

所谓龙船疮，就是人身上长出的鳞状的皮癣之类。据说生了这种病，奇庠无比，吃药打针都不管用。其实，那时候，村里人得了病，能有几人舍得花钱请郎中看的？大队里虽然设有医务室，也多般只治治头痛脑热的病。后来搞所谓“赤脚医生”，也只能对付个感冒发烧、拉肚子的病情。倒是一些偏方，对症下药了，还是十分管用。和合公社的一熊姓老人，不管么事肿毒，他都只用一张膏药就贴好了的。招佬姨娘治龙船疮，是否有效，我没有找人验证过。只见她用一根毛笔蘸了墨水，在病人的患处依样圈画起来，之后又照样画葫芦，移画到墙上或板壁上。她家的大门下端，就画了不少各种不同形状的此类图案。移画到别处，通常要比患处大些，框框里头，又横着画了许多杠杠，像海魂衫上的纹路。她在操作的时候，双目微闭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闻其声，却听不清在念些什么。这应该属于念经之类，或者是所谓的咒语。看上去怪怪的，像巫婆做法事，神秘兮兮的样子。

村里人对招佬姨娘，有事求她时，便拣了好话去说，一转身，就怪话连篇，多般要用耻笑的态度谈论她。说她做事，没个正形，要么“不上传”（书上不载的意思），要么“没实效”。在曲家湾，大人骂小孩，或对骂，若是骂了“没有实效的东西”，不仅仅是训斥，多少就含有了恶意。这句话用文字标出来，显得十分平和，倘是加强语气，咬牙切齿地骂出声音来，却是极大的轻蔑，甚至含了侮辱的意思。讲究实际效果，是本土文化的要害之处。我想这应当是“经世致用”格言的世俗化处理结果。招佬姨娘所懂得的东西，和会做的事情，多半与“实效”挂不上钩，就连居家过日子，她也不是很在行，甚至丢三拉四。又比如她会唱很多民间小曲，这些都与“国计民生”不相干的，倒是让我学会了不少。

至今回忆起来，那些曲目有《十月子嫖》、《五更调》、《闺中怨》、《乡巴佬上镇》、《十八摸》之类。另外还有《十送》、《十劝》、《十戒》等，这些还算听得入耳。记得《十劝》是这样的：一劝情郎回家转，莫把小妹记在心，若是得了相思病，小妹一世难为人；二劝情郎记心里，回到家里莫骂妻，结发夫妻丑也好，双线补衣破也牢；三劝情郎劝到底，栽花宜早不宜迟，荞麦老来遭霜打，老来得子受人欺；四劝情郎眼要高，世上只有读书好，十年寒窗无人问，哪个不想占鳌头……六劝情郎莫打牌，赌博场上切莫来，上场都是好朋友，下场总是杀人刀……招佬姨娘唱给我听时，是压低了嗓门哼哼的。这显然是歌颂婚外恋情的东西，婚姻与爱情在这里作了严格的划分。它一定是晚清或民国时期的产物，极有可能来源于景德镇的市民阶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