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的元宵，被早春的雨淋得湿透。那就冷。气温大约是六度左右，比零度高出一截，房子也是保暖型的，道路也是没有泥泞的，穿的鞋子当然也不会漏水，但就是冷。不怕冷的老凤也口里嘶气呵手，心里老是冒出要在下身加一条保暖的裤子的念头。
这是“雨打上门灯了”。
这句谚语的上句是：“云瞒中秋月”。母亲就很认真地思考去年中秋是否有云瞒了月亮。
这是有些那个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中秋没有落过雨。证明就是从来没有过散灯要打伞的经历。散灯如团岁，就是去祖人的坟地祭祖。这个概念应当来自对祖人的孝敬，就是世人在开始大吃大喝前先孝敬祖人，让祖人先吃。当然还包括先给祖人压岁钱，自然是纸钱。
今年的元宵，已是惊蛰的前夕。自然是落雨的季节。这时候的雨，其实不能给人好的思绪，湿而不润，没有热情，天色昏暗，都跟人好的思绪过不去。
这样的天气，自然没有人打着龙灯上门。“雨打上门灯”也是虚话。农村的文化，随着农业文明的颓废早已衰败了，即如没有雨，也没有上门的龙灯。不仅于此，上户掌彩讨香烛的顽童也没有了。如今什么年代，哪个顽子手里没个几百元压岁钱？谁还对香/烛感兴趣？所以就没有“去年元夜时……”的可能，也不可能有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美好情结。
但那份美好分明就牢牢刻在我的心里。
那年，苦竹山的龙灯舞过了高家湾，舞过了青旗湾，一直舞到了万鎰咀。舞狮子的汉子，扯湖船的青皮，还有脸如桃花的“蚌壳精”/“虾公精”/“鲤鱼精”，一色的意气风发，达义老师的儿子才十七八岁，本是个腼腆的少年，那天却扮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，调戏一个“蚌壳精”，按剧情被“蚌壳精”的蚌壳夹住了，就调戏，问“好过不好过”，“蚌壳精”丢个破绽，说“不好过”，那孩子就满脸通红地低下头调侃：“好过啊，夹住了就好过。”其它的精怪就可着劲唱着小曲子，都是“外甥嫖姨娘”/“十八摸”之类。
灯过哪里，哪里的人要给彩头，这是对舞灯人的报酬。大约从初十后一路舞到残灯后好几天，真的是闹热无比。
当一个农民日工资可以从非农的途径高到一百元/两百元，农业就萎缩，文明也跟着萎缩，直至死亡，消失。
现在的农村人多数都没有过元宵的情结了。留守的老人和孩子，自然还会去坟地“散灯”，之后会饱饱吃上一餐，之后，啥都没了。不知道“云瞒中秋月，雨打上门灯”。
“烧了元灯纸，各人寻生意”，是说，过了元宵，一切庆祝活动都没了。其实也还不是。元宵的第二天，是“残灯”，依然是要吃好的，也燃放小数量的爆竹，只是吃的一般是头天吃剩下的鱼肉。
残灯也有说头的，就是“雨嗒残灯碗，晚禾一把秆”，意思是正月十六要是下雨了，多半今年晚稻就要绝收了。
从中秋展望到元宵，从元宵的次日预见到晚稻的收成，晚稻收获季节，已是中秋了，一年就说完了。农谚不是科学，但中国的古人就是那么大胆地说着绝对的事。但这样的说法也多半是准的。不信可以验证的。比如农谚说“祖宗不走灰路”，是说七月十五一定要下雨。祖宗是那天回山的，不走灰路，自然是要走湿路的，就是要下雨的。这本来是顺应农民在天旱时盼雨水的愿望，话说得很绝对，没有丝毫余地。但还真的很有准头，只是多数时候，那天只是洒点小雨，不能救农民干渴的心。
这就是偶然与必然的纠缠。中国的农民，从远古以来就是这样被必然和偶然纠缠着。必然说的是他们必然受苦，必然要经历许多的磨难，必然要品味很多苦难泡浚的快乐。一如云瞒了中秋月，雨就要打上门灯，雨嗒了残灯碗，晚禾就是一把秆；但也还是有很多偶然的，偶然的厄运，偶然的福分，偶然的悲伤，偶然的快乐。所以农民就祈祷，就祝福，就盼望，就一年一年地很积极地过着日子。
我母亲住的隔壁，是冬戏子一家，五点钟的时候，冬戏子就笑着大口燃放了爆竹，开始过元宵了。冬戏子的老婆身体很好，早几年得了食道癌，如今也还能忙着忙那，大儿媳妇去年早产了个男婴，出生只有两斤多，花了七/八万元，孩子如今长的很好，活皮活肉，简直是做官做帝的模样。小媳妇去年得了胃癌，如今化疗了几次，也不错，我母亲看到她进出，就是个排场的女孩，头发被化疗整掉了，戴个好看的帽子，好洋气的。冬戏子后面住着老腊子，老腊子的老婆得了胆结石，过年前求了华佗大仙，也没怎么疼，过了元宵也去县里住院，多半就会好的。冬戏子往东，是老张一家，老张的瘸腿，如今也还可以，守着门前门后的瓜苗/果树的没有问题。
这世界就处于一片希望之中。
虽然这天还是有点冷，也没有上门的灯，但一些必然的好事也还是存在，一些偶然的好事也在人们的心中和天地间酝酿。
但失去的东西，总是令人有些疼感的，疼也是呼唤，呼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大约会有新的好的东西诞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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